2021年5月12日，北京（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月19日讯】（接上文）二十四，被活埋的中国人最后的一点人生奢望
只恒文为什么给我制定如此详细但是又如此特别的校对纪律呢？因为开始我老是找毕熙东交流。
看过一个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故事：一个中国人被活埋了，同时活埋的还有一些人，所以日军也看管不过来，这个中国人就悄悄用手把自己脖子周围的土扒开一点儿，这样就能多喘几口气，多活一会儿。这就是他人生最后的奢望。
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有类似的奢望。1999年，42岁，就从一个全国知名的篮球记者一下子就待岗了，就成了毕熙东只恒文手下的奴隶和玩物。大赛期间，每天上12个小时的班，加上来回的路程，14个小时，到家除了吃饭睡觉，就没有什么时间了。上班也不挣钱，只是挣骂。
但是我还是保留了一些过去当记者、编辑的习惯。现在就属于奢望了。之前作为责任编辑，看毕熙东的稿子，就有两类东西要处理：一个是他使用行草结合的字体写稿，打字员有些字不认识，就是瞎猜，就会打错了。我也猜不出来，就只能问他。二是他有的东西确实有问题，是差错。不敢擅自改，总要问问他的意见。
现在成了奴隶校对，也还要解决这类问题。但是毕熙东现在更牛逼了。天高皇帝远。过去只是一个中层干部，现在搬出来，自己占了半层楼，招了十来个马仔，都叫他毕爷、毕大爷。中国共产党特务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非特务专业毕业生卢学周还写3000字的文章夸他下厨的麻酱糖饼和疙瘩汤是天下美食，他能不更牛逼吗？他在20多平方米的大办公室的老板椅上，酒足饭饱之后，抽着好烟，喝着好茶，跟马仔正吹嘘自己怎样一篇文章就骂掉了一个国家队的主教练——上级看了自己的评论把他撤职了，这时候我拿着他的稿子走进去问他这几个字是不是写错了，他能高兴吗？他也不能说不让问，但是心里很恼火，就要想别的办法发泄，骂我。我的积极也有客观上的效果，好像我成心挑他的毛病，让他难堪。43岁的王长安都自杀了，不久他快80岁的老妈也含恨而死，毕熙东都不怕，都让我在这里当奴隶校对，当然对我不客气。只恒文就要“保护”我，除了制定这个纪律，还反复告诉我：“不要和毕熙东直接交流，有什么事情给责任编辑，让他们去跟他交流。或者是给我。我找毕熙东。”确实，毕熙东对这些人的问话，不反感，这是他想生活的环境，他的地盘。他不能否认、反感自己制造的环境。
中国有两句成语：万念俱灰。哀莫大于心死。我都成了待岗职工。毕熙东还经常当着众人训我：“你再这样（犯错误），你就回家。”就是说临时工校对也可以不让我干，我一回家，北平地下党的女儿，人事处处长王勤桦的电话就会打过来：“什么时候调走啊？不走，我们就停发工资了。”上初三的女儿我还要养活吧？共产党和中国青年报就善于制造恐怖。我现在也把中国的老歌儿光盘带到美国来了，在开车的时候听听。美好动听的旋律中都是这种恐惧：“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迎接他的有猎枪——”。我们特别就是我，就是那个豺狼，迎接的就是猎枪。我们特别是我时刻被猎枪瞄准着，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维护他们的统治和改革，改革就是另外一种统治，也许是更残暴的统治。比如80年代开始，东北和大三线厂子（陕西四川湖北等内陆地区，为了逃避苏联的第一波核打击而建立了大量的兵工厂。这些厂子后来就没有生产任务），就倒闭，就改革，就下岗，工人都是一家子都靠着一个厂子吃饭。夫妻都下岗之后，男人在家看孩子做饭，女的去外面当妓女，出卖肉体。这也是周孝正他们特别赞赏的改革。我1999年以来，包括今天都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贫困之中，就是托了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处处长原空军少将之后团中央原第一书记国务院国家人事部宋德福部长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福气。北京的三级法院判我的案子，也都是在这种语境之下。
我不是王长安，他生前肯定是什么都无所谓了。但是我老是有被活埋而死的人那样的一点儿人生奢望。这种奢望支持我活到今天。我特别会制造奢望，各种奢望。比如买房子。这个奢望当时很渺茫。还有更具体的。就是闲极无聊，在给只恒文“校对”体育评论和陪他聊天听他上课讲述各种歪理邪说之余，锻炼身体。说实话，我还贪吃。晚饭必须在“单位”吃，写字楼的地下室是大食堂，几百人用餐，每人6元钱，除了菜，很多东西随便吃。小点心什么的。我都不挣钱了，还不多吃几口？要不更亏了。这是我的奢望。晚饭不愁吃不饱，就发愁肚子不饿，所以就要锻炼。只恒文毕竟是副县级干部，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许多事情需要保密，比如怎么样害我，坑我的钱，所以不会老让我在他身边。我就有了时间和自由，但是也有限。我就能把有限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变废为宝！
比如我走着上楼梯，使手爬下来，就像一个大猩猩。全身的力量都得到了锻炼，不上班的日子去附近的中央美术学院打篮球，对抗能力也很强。毕竟是中央事业单位的奴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直属机关——团中央机关报的待岗职工！比起最低等级的奴隶——农民工，还是幸福一些。对了，2010年，北京市的三个法院也是这么说的：郭军的工资高于北京市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所以报社不欠他工资！
不是雁毛都能拔下来，是过路的大雁，更要拔毛，一拔就是5年多，6万元！
姚明现在的助手、CBA公司总经理蒋健，绝对是个好人。1999年待岗后，我找他，让他跟毕熙东说说我的事儿，为我求情。蒋健利用请毕熙东吃饭的机会跟他说了，毕熙东一口回绝，态度很坚决，都不让他继续往下说。蒋健事后告诉了我。他当时是一个小的广告公司的经理。就两三个员工。他说：“我们每个星期要给电子商务公司易趣发一篇广告。你把这些稿子拿回去，每个星期发一篇，几百字，我一个月给你1000元钱。”我就把钱和稿子拿回来了，我是待岗职工，没有权力发啊，就给了只恒文，我的愿望是我和他分这笔钱。但是只恒文把钱全拿走了。他说：“这个稿子在青年体育报刊登不合适，应该登在《数字青年》上。我去跟他们的编辑部主任刘向阳联系。”言外之意，他要和刘向阳分这笔钱，就没有我的了。
《数字青年》是陈小川手下的一张子报，因为那时候电脑刚进入中国，市场很大，广告很多，就弄了这样一张报纸，基本上都是广告稿子。陈小川有个手下，叫季元宏，北大毕业，原来是国际部的编辑。改革之后，成了这个子报的主编。也没几个记者编辑。每天都上班的叫刘向阳。那时候也有40多岁。似乎比我还大。他是季元宏的什么亲戚。早年和老婆一起去德国谋生，混不下去，老婆也跟他离婚，与德国人结了婚。他自己就跑回来了。很敬业，天天在班上。只恒文不会跟刘向阳分钱，因为刘向阳也会有事儿求他。刘向阳后来一直在中国青年报干，最近我查2021年中国青年报注册记者的名单，还有他。估计也是陈小川退休后向报社的张坤马年华特意交代的。郑琳也交代了要照顾严重半身不遂的王帝。所以王帝的记者证也有。只恒文的就没有了。这是后话。
以后，我还要每个月去蒋健的公司拿一次稿子和钱，回来还要把稿子精编，近乎重新写一遍。只恒文的对自己的活要求很松，对我的要求很严格。这个活白干，我一分钱也没有拿过。后来蒋健都觉得我要可怜了，另外给了我300元钱。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只恒文这每月1000元钱一直拿到2005年。这就是6万元。这笔钱用在买房子上，作用也不小呀。关键是只恒文缺钱，他天天打麻将，估计输得钱多。既玩麻将，又不耽误买房子，那只能是另外找财源了。我这个待岗职工又帮只恒文副处长打了大雁。整只大雁的毛都让他拔了。
中国有一句成语：慈不掌兵。带兵的人不能手软。毕熙东只恒文就是这样的人。当然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更狠，都是轰着志愿军冲锋，美国兵的子弹打完了，志愿军的人肉攻势继续，没死的志愿军就把山头占领了。所以还有一个成语：一将成名万骨枯！所以习近平也特别重视志愿军精神——用肉体消耗完敌人子弹，之后占领山头的精神。
我讲这些故事，不是假的，是真事儿，好像与北京房地产没关系，其实有关系。1999年以来，我的历史就是自己勒着腰带买房子的历史，还是让毕熙东只恒文董路辛明卢学周罗雪吸我的血买房子的历史。1997年至2007年这10年是中国房地产的黄金10年，房价最便宜。他们喝了我的血，买了很多大房子，以至于董路都能和电影学院毕业的老婆离了婚，再找更漂亮的主持人结婚。没有大房子没有很多钱根本不敢想这种事！
就是离了婚，带着一个孩子过日子的中国青年报检查组下属校对组的校对陈玉敏也喝了我的血。2002年她找到毕熙东要求当兼职校对。毕熙东同意了，又不是花他的钱。每个月1600元。我是1000元。这个秘密直到2010年我起诉报社，报社提供了发钱的表格——按照法律，被告要提交原告和法院证据，我才见到了陈玉敏每个月领1600元校对费的表格。只恒文都是让我在单独的一个表格上签字领钱，所以这些我都被蒙在鼓里。陈玉敏的房子还是在二环路里面，市中心的房价与望京的都不是一个级别，望京的叫昂贵，市中心的是天价。那时候就已经十几万元，现在应该接近20万元。只有真正的大款才能买得起。只恒文的房子也在二环路里面。1997年报社分房子，我是武装部的二居室，他因为大学毕业后开始算工龄，之前没有工龄，所以分数低，分了一间平房，在报社西边，再往西是雍和宫。
他当时非要去我家，看看新装修的房子。那是我第一次住楼房，很重视，请了一个装修队，包门，木地板，只恒文看了说：“真腐败！”当时他也就从心眼儿里妒忌了。后来也就更狠地欺负我。过了几天他还非让我的那个装修队的包工头去看他的房子，估价，提出装修计划。让人家看完，他又不打算装修。他就是这么一个很烦人的人。当时我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看他，还是太小看了他。2004年，他这间小房子借着奥运会拆迁的东风，就换成了豪宅，但是他没有让我去他家看房子。这样做，就是为后来更狠地坑我、贪污我稿费做了准备。
只恒文也没少借着陈玉敏骂我：“你太抠！陈玉敏领了钱之后，知道请我和恩丽红吃饭，你什么时候请过我们吃饭？你的手写的稿子，还要让我求着张京红打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