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从朝廷到地方官，都不会给一个诬告者授予任何光荣称号。图为郎世宁绘《乾隆皇帝写字像》。（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按：乾隆朝文字狱高峰期，一位叫陈希圣的读书人，到县衙门告密，说他的同门师兄弟邓譓，涉嫌几宗罪……乾隆治下不管再怎么鼓励告密，查实是构陷诬告者，还是要受律法制裁的。从朝廷到地方官，都不会给一个诬告者授予任何光荣称号。
关于乾隆朝文字狱高峰期的诬告事件，此前已讲过程䥍《秋水诗钞》案、焦禄谤帖案及戴如煌《秋鹤近草》案，意犹未尽，今天再扒一件。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三十日，湖南澧州安福县（今常德临澧县）一位叫陈希圣的读书人，到县衙门告密，说他因为看到朝廷告示，“凡有违禁书籍俱令呈缴”，想起他的同门师兄弟邓譓，涉嫌几宗罪：
第一，“将他人欲缴禁书多方购藏”（附书目）；第二，写有《履历志》一诗，“语多背（悖）谬”；第三，“素与不轨之徒潜相往来”；第四，讬言卜卦算命，以谶纬术数“诱惑乡市人民”。（《陈希圣诬告邓譓收藏禁书案》，《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P236，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陈希圣说他作为同门，多次批评邓譓，但邓都充耳不闻，他只好到官府检举揭发，希望官府对邓的违法行为进行“惩儆”。
藏禁书、写反诗、结党徒、造谶纬（政治预言），这四条罪状任何一条落实，都至少是人头落地的事。特别是乾隆三十九年，为了篡改历史、统一思想而下旨编修《四库全书》的第二年，乾隆即发布史上最严的禁书谕令，其中列举的禁书目录，多达三千多类，勒令全国百姓凡家中藏有禁书者，在规定时间内呈缴便无罪，过期不缴若被发现将受严惩。
之前说过，乾隆治下，思想战线无小事。安福知县不敢擅作主张，第一时间上报知州，知州也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湖南学政（约等于教育厅长）、湖南巡抚。
时任湖南巡抚李湖刚好在澧州督导，接报之后，即令差役传告密者陈希圣到案讯问。史料说，李湖官声不错，他目光如炬，三言两语便发现，陈希圣供述时支支吾吾，问他你说邓譓写的《履历志》一诗内容很反动，到底写了什么，他先是“茫然无对”，然后又默写了四句“穷年对虎山，博学通今古，茫茫四海人，屈指不足数”，说这就是邓譓《履历志》中的诗句。
李湖心中起疑，即亲自带人到邓譓在澧州城里的租屋搜书。
一番翻箱倒柜，只搜出一些算命卜卦的书，“并无别项违禁不法书籍”。审讯邓譓，邓供称，平日卜卦算命为生，并没有购藏禁书，更没有用谶讳愚弄人。他的房东也替他作证。李湖怕走漏消息导致罪证被毁，又带队赶赴安福县邓譓家中再行搜查，果然，邓家藏有几本“应行销毁、摘毁之书”，但没有陈希圣告密状中所列的包括《留青新集》在内的几本，也没有关于《履历志》的片言只字，所谓的“谶纬”，也子虚乌有。
同时，李湖对告密者陈希圣的家也进行了搜查。一搜之下，也发现了他藏有几本“应摘毁”的禁书《时文集》，“内多吕晚村评语”（吕晚村即吕留良，清代头号反动文人，关于他的案子以后还会专门讲到）。
为谨慎起见，李湖又即时讯问邓譓的亲属及所在地的保正（约等于乡长），所有人都证明，邓譓平时当私塾教师，兼职卜卦算命，“安分守己，素无不轨情事”。甚至连告密者陈希圣的父亲也替邓譓说话，极力证明邓譓并不是一个反动分子。
案情基本明朗，李湖心中有数，遂将包括邓譓、陈希圣在内的涉案人员及查获的违禁书籍一起带到州府再行审讯。
一审再审，真相大白：
原来，告密者陈希圣跟被告邓譓是表亲关系，也曾同窗共读。陈希圣的女儿，从小就给邓譓家当童养媳，本来是亲上加亲。一年前，邓譓在陈希圣附近一户人家里当私塾教师，两人往来密切，陈曾向邓借了两本书，邓见陈家里有一本《留青新集》，很喜欢，就跟陈说你借我的两本书不用还了，把你的《留青新集》给我就行。过后，邓看到朝廷公布的禁书目录，《留青新集》赫然在目，他就自己把书烧了。
陈希圣读书之余还喜欢射箭，箭术应该也不错，今年六月，邓譓有几个学生就跟去跟陈希圣学射。邓譓指责陈希圣跟他抢学生，导致学生们荒废学业，两人一言不合吵起来。陈希圣当时就想到县衙门告邓譓，虽被其他生员和他父亲劝住，但心里不忿，不想再跟邓譓有姻亲关系，就想悔婚把女儿从邓家接回。这一下邓譓更怒了，直斥陈无耻，为了表示跟陈不共戴天，他把塾师之职辞了，远赴澧州租房算命为生。
事情本来就这么过去。没想到，今年十一月，陈希圣到澧州赶考，看到朝廷正在大力查缴禁书，他那本被邓譓换走的《留青新集》正在被禁之列，一直对邓怀恨在心的他觉得报复机会来了，便到州县告密，又怕只一本《留青新集》分量不够，又加了几本禁书名，并捏造邓写有反诗《履历志》，而且还“与不轨之徒往来，以谶纬术数惑人”。
最后邓譓供称，他家中所藏的几本书属于“旧有”，因为刚刚才看到朝廷公布禁书目录，没来得及呈缴，并不是明知禁书而“故意购藏”。陈希圣也供认，他确是“挟嫌妄告”，当初告密时默写的那几句诗，其实是他临时编造，而他自己家中，也确实藏有带吕留良评语的《时文集》。
很明显，陈希圣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守法良民跟违法行为英勇斗争、大义灭亲”，而是赤裸裸的构陷，想置邓譓于死地。
前文说过，大清有规定，诬告反坐，“加所诬罪三等”。李湖在给乾隆的奏折中也说，按大清律例，“造谶纬妖言惑众者斩监候”，而告密若被证明是诬告，则“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而从本案来看，陈希圣对邓譓的指控，基本都是诬告，他捏造的几句诗荒诞不经，但没有反动内容，可不议罪；他家藏有带吕留良评语的《时文集》，属“轻罪不议”，但他说邓譓编造谶纬，这可是得斩监候的重罪，应“按律反坐”。所以，李湖建议，“合依诬告人死罪未决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定地解配”。死罪可免，活罪难饶，肉形打一百杖，不死也得烂屁股，然后还流放三千里，加三年苦役。
那么，被诬告的邓譓就无罪释放了吗？
想得美。
李湖认为，邓譓虽不是明知故犯购藏禁书，但他家中所藏的几本禁书没有及早呈缴，还将从陈希圣那里换来的著名禁书《留青新集》私自烧毁，那也是妥妥的违法，“应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除此之外，安福县教谕、训导（相当于教育局正副局长）也负有监管不严的责任，也应按律追究。
也就是说，邓譓虽被诬告，但确实有私藏禁书的“违法犯罪事实”，所以得挨四十大板（身体弱的也可能当场毙命于杖下）；而本来完全不知情的县教育局官员，也要被牵连，丢官那是至少的。可以想像，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中，你让这些中下层官员怎么能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而监控只能靠人力的时代，又怎么能不鼓励告密？
乾隆最后又是怎么定案的？
很遗憾，《清代文字狱档》中无相关记录，只是在李湖的奏折后面，他有朱批：“该部议奏。”按惯例，这就是同意李湖的量刑了，皇帝发话，刑部当然拟准，所以没什么反转。
跟上文“焦禄谤帖案”一样，此案最令人唏嘘之处，就是乾隆治下不管再怎么鼓励告密，查实是构陷诬告者，还是要受律法制裁的。从朝廷到地方官，都不会给一个诬告者授予任何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