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放鞭炮（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看中国2022年1月27日讯】1976年的农历新年，我19岁，比刘学州大两岁。他小学6年转过5次学，饱受欺凌；我是黑五类，直接打个半死，多少次，所以我只上过3年小学，三四五年级都没有上过，是在家里学的，老师是母亲和二姐，三姐。我受到的欺负打骂比刘学州多。当然我们那个时代受欺负的人多一些，但是自杀的也不少。小孩子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我死了，让那些对我不好的人后悔吧。”当年我就这样想过。也不能什么都拿抑郁症说事儿。这是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幼稚想法，其实人们对死者的内疚是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
当时我在北京市通县城关人民公社小潞邑生产大队第二生产队当插队知识青年。17岁，1975年3月我初中毕业，没有人给我生活费：父亲在老家河北省涿县西河村当农民，而且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只能养活自己。母亲给大姐看孩子，大姐负担她的生活费，二姐三姐都是只挣十几元钱的学徒工，而且在文革中都被逼疯了，要花钱看病。所以我都没有吃饭的钱，比刘学州惨。所以我就申请插队了。
那时候，插队已经改为就近，就是不去陕西山西了。这是文革中北京知识青年点对点插队的地方。还一个变化，就是政府负责第一年的生活费，每个人每月45斤粮票，10元钱。基本上够吃饭的。第一年挣的工分就可以分红，就是给现钱。知识青年不会给满分，一般是男的8分，女的7分。北京地区农村生产队的分值一般是五六毛钱，这样新年的时候可以从生产队那里分到100多元钱。这在当时就是一笔大钱。在学校我是班干部，那年动员上高中，可是我没有生活费，我倒不是抱养的，亲爹亲妈都活着，但是共产党让他们不死不活，自己生存都有问题，所以我只能在17岁，刘学州这个年纪自己养活自己。从那天起，一直到今天，我从来都是自食其力，从没有花过别人的钱。现在的孩子，无论如何，比起我比起我们那一代的黑五类都是幸福的。当然，李克强总理18岁就入党了，习近平总书记是去陕西投亲靠友插队，至少不会被欺负。我连共青团都入不了，习近平总书记写了9次申请书，也入了党，毕竟是入了。之前肯定是共青团团员。还是比较幸福的。我如果那一年上了高中，数学好歹也不至于太差，1977年我就可能考上全日制大学，那我的人生又是另外一种结局，肯定与今天的不一样。
还说新年。1975年12月，村里没有什么活计了，冬闲。但是生产队队长发愁没有现钱给乡亲们分红。那时候农民比现在还苦，根本见不到人民币，甚至见不到粮票。市民发粮票，农民只能是在生产队分粮食。街上的副食店卖点心，就是糕点，一般是0.66元一斤，6两粮票。没有粮票，光有钱，不卖。你抱着几岁的孩子进了副食店，孩子馋得哇哇哭，但是对不起，没有粮票，不卖。
盐是一毛三一斤，精盐，大盐粒子一毛一一斤。农民也要吃盐吧？“鸡屁股是银行”！卖鸡蛋，每斤可以卖八毛钱。市民买鸡蛋凭证限购，每个月每户2斤。不管你们家几口人。所以稍微有点钱的市民会到黑市上或者附近的农村社员家里买鸡蛋。社员舍不得吃。卖了鸡蛋买盐。酱油呢？对不起，舍不得买。我干活的时候，听社员们讨论怎样让白菜带点颜色，办法是在柴锅里弄糊了，就有颜色了。没有油，干炒！市民每个月才有半斤油，而且还是毛主席身边的市民。陕西，习仲勋执政陕西和西北局的时候都知道农民没有油，马车的车轴都没有油，走起来嘎吱嘎吱响，车轴也坏得快。毛泽东最关心粮食生产，吃饱了，或者说饿不死，能上朝鲜战场就算齐活！所以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说现在习近平怎么怎么着了，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要是这样的话，现在的人几天就馋死了。今天共产党毕竟进口粮食和食用油，比起毛泽东仁慈多了！鸡屁股银行，还要负担上学的孩子买书本橡皮铅笔的费用。所以那时候母鸡们都是银行柜员，地位很高的。
农民发布票，但是种地很费衣服，再说家里都是几个孩子，要过节了，总不能都露着吧？要有点钱买布做衣服啊。陕西的农民包括与农民结婚的知识青年，一家子就一两条裤子，有事出门的穿裤子，那时候不扫手机的健康码也能进商店，就是没裤子。北京毕竟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怎么着也要都有衣服吧？但是人民币呢？还要靠生产队队长想办法，靠东方红的大救星不行。
1975年12月，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就想出了办法，联系到通州镇食品厂做临时工，去20来人，每个人一天挣1.50元。这些钱交给队里。队里给你10个工分，另外给你百分之十的工资，就是0.15元，还给0.1元自行车的车费。因为食品厂离我们村子十多里地，一天往返20多里地，没有自行车还是不方便。所以报名条件是家里有自行车。我是有大姐夫的自行车。而且我家离食品厂几里地，走着就行。不必天天回到知青点睡觉。这样我也算一个。
再怎么穷，中国人也还是要过新年的，食品厂就很忙，就需要临时工。去了之后，分配工作。大部分去了生产车间，我和两个村里人分到库房，负责入库出库。要搬运很重的东西，有点累。我是少年体校练过中长跑，喜欢受累。就不觉得什么。一个姓洪的社员，很机灵，要求换工作，就去了车间生产线。
我后来发现库房都是成品，就是又香又甜的点心，平时没有钱买，舍不得吃的点心。所以就开吃了。后来胆子大了，就吃得比较多，回到家，熬点白菜汤就行了。不再做饭了。家里没有一个人，除了我自己。那时候要生煤球炉子，一两个小时后火才能使用，哪里像现在打开燃气灶就能做饭？现在的人，回到文革时代，都要饿死！都没有那时候的一点点生存技能！那时候的人除了不会玩智能手机，什么都要会干。最绝的是骑一辆自行车驮着200来斤重的肥猪去收购站。肥猪不好好呆着，折腾，一不留神，就让骑车人吊在了空中。猪很沉，会把前边压起来。还有一绝就是骑车带着两个装满了就200斤重的粪筐，在公路上骑车，看见拉车的马拉粪了，马都是边走边拉，不停下来，骑车的社员就在自行车上面，骑着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拿着大铁锨，借着车行进的劲儿铲马粪，之后装进粪筐。这样的两筐粪，能换20个工分。这是海底捞月的绝技。我不是农村社员，不必使用这种绝技挣工分娶媳妇，所以只是经常看见，没有干过这种活。这种活很累，每天要骑车200里地。
我还要跟着汽车去送货。厂子里的汽车，是东风牌的，前面一个轮子，后面两个，三轮汽车。不是摩托车。司机是个年轻姑娘。比我大不了多少。三个轮子的汽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己生产的，你服不服？驾驶室就能做一个人，我就要坐在车厢里。那个车最大负重1000公斤。我要趴在上面。司机说了：坐着重心高，容易摔下来，危险。现在美国都是不允许货物车厢里有人乘坐，但是中国那时候，哪里有这种法律啊！
那年新年前，我那天早晨在西海子公园练双杠的时候，听到大喇叭传来了周恩来的死讯。我绝对很高兴。身边也没有人，绝对乐了。不怕别人看见，没人。
新年团聚是没有的。我家6口人，分别在5个地方，母亲和大姐在一起，剩下的4个人4个地方。我自己一个人过，不记得包没有包饺子。而且那时候，中国人只是休一个星期日，星期六不休息，也不会提前下班。新年和国庆节都是休3天，攒两个星期日，加上新年放一天假。这就是大假了。结婚一般都选择在这个时候。这还是市民。农民平时是不休息的，我插队时也一样，天天劳动。过新年也要“过革命化的新年”。只有3天。
所以啊，现在的疫情封城啊，扫码啊，只能几天上一次超市啊，都太幸福了。就算不能回老家，恶意返乡，也幸福。我们家6口人，5个地方，只有3天的时间，两个疯子，一个老妈还要看着吃奶大的孩子，怎么团聚？钱也是问题啊。所以，现在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还是非常幸福的。赞美我们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吧！毛泽东的狠毒是你们谁也承受不了的。我承受过了，所以2000年新年我同事王长安自杀了，我就不想死，我就不觉得目前的苦难我受不了。
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晃，46年就过去了。1976年的新年，我记忆犹新！今年，我一个人在美国，还是一个人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