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62年的俞敏洪进入花甲之年。（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2月4日讯】生于1962年的俞敏洪进入花甲之年，也是他人生的第五个本命年。48岁那年，俞敏洪写了一篇《虎年感怀——写在人生的第四个本命年》。在文中，他觉得自己最多算个中年人，60岁才算正式步入老年阶段。
当年，央视财经频道组织了一次中国企业家的聚会。席间，主持人问有谁属虎，俞敏洪和万科集团的王石一起站了起来，王石比他大一轮，刚好60岁。主持人问后面的日子有什么打算，俞敏洪说，我就安安心心把新东方做好吧。而王石的回答是，希望自己能第三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但当60岁真正到来时，俞敏洪并不能像他所说的，步入老年阶段“安享晚年”，过去一年，在“双减”政策大背景下，教培行业集体入冬。
对俞敏洪来说，似乎没有本命年之说，因为他人生的坎太密集了：三次高考进北大、骑着破旧自行车创立新东方、36岁本命年遭抢劫差点丢了性命、三个合伙人之间的兄弟阋墙……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就像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依然不向命运低头。
将8万套课桌捐献给农村孩子，退还所有学费，支付所有工资，俞敏洪体面地告别了讲台，重回乡野，在直播间卖起了农产品。
这一次，一直在与命运“死磕”的俞敏洪能磕下这块硬骨头吗？
俞敏洪这么笨，他都能做成新东方，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做不成的呢？——俞敏洪在《最强大脑》里的发言
属虎的俞敏洪小时候家里常挂着老虎的画像。幼年开始，他就对老虎产生好感和崇拜。
不过看长相，他觉得自己更像属鼠的，长得尖嘴猴腮，说话也细声尖气，在老家还得了个外号，叫“丫头家”。
俞敏洪的母亲为了让他长大后更像个男子汉，给他取了个小名叫“老虎”。整个村庄都顺着他母亲的叫法。结果，他从小就有两种称呼，“丫头家”和“老虎”，这也对应了他的两个身份，一个自卑怯弱的农村小子，另一个是中国“留学教父”。
从农村小子到留学教父，这条路走得异常艰难。
1991年冬天的夜里，一个穿着棉大衣的黑影，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晃荡在北京的几所大学校园里。贴到墙上的小广告，都是用毛笔手写的。广告上的培训机构，正是后来市值高达百亿美元的新东方。
创业初期，俞敏洪没有任何员工。他在冬夜里独自外出，衣兜里装着一瓶二锅头，每贴两张广告，就拿出来喝一口。既是暖身子，也是给自己壮胆。俞敏洪那时刚因为处分，从北大离职。连续两三年，俞敏洪贴广告都躲着北大的人，选择半夜进校。但他不肯服输，不愿给别人留下“离开北大就彻底没戏”的笑柄。
即使是在新东方上市后，俞敏洪也在多个场合提及自己的自卑感。在北大时，他的这种心理劣势被放大。俞敏洪出身农村，没见过同学读的书。一发问，对方不理他，还白了他一眼。
俞敏洪的普通话不标准，在自我介绍时，被班长调侃“能不能不说日语”；英语老师也听不懂他的口语，将他分配到“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他拼命学习，因劳累过度，患上肺结核而休学一年。一直到大四毕业，俞敏洪的成绩都是全班最后几名。
在北大上学，没有一个女孩子喜欢过他。寒假和暑假，俞敏洪争着帮着女生扛包。后来才发现，女孩是有男朋友的，之所以让他扛包，是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
毕业后，他当上了北大的老师，身边的人却陆陆续续出国留学。只有他一个人，凑不齐留学的费用。为了增加收入，俞敏洪只好在校外上培训班，却被学校发现，记了大过。
1990年的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和闭路电视，连续半个月广播了对俞敏洪的处分。走在路上，陌生的学生和老师都能认出他来。这让俞敏洪第一次在北大出了名，也成了他心里迈不过去的坎。继续端着这所最高学府的“铁饭碗”，会让俞敏洪觉得备受折磨。
俞敏洪的母亲也在北京，她威胁儿子，如果离开北大，就要自杀。最后，俞敏洪还是不顾反对，从北大辞职，离开这个被他视为“人生新起点”的地方。
起点足够低，挫折足够曲折，在所有成功商业人士中，俞敏洪似乎是最贴近普通人的逆袭样本。他的出身和奋斗经历被讲述过无数遍：在江阴农村经历过两次落榜，从默默无闻的北大落后生，再到名满天下的新东方创始人。
与其他年少便展露出异禀天赋的人不同，俞敏洪提及更多的，是他死磕的毅力。就像他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
被抢劫，我差一点因为这件事情丢掉性命。——《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
创业最开始，俞敏洪就曾豁出去过“半条命”。1992年，俞敏洪的培训班开始小有名气，挤占了其它外语培训机构的市场，甚至引发了广告战。为了抢北京的圆形广告筒地盘，一家教育机构的员工耍起狠，在俞敏洪的员工身上捅了三刀。
为了请人帮忙平息矛盾，俞敏洪只好做东，请客吃饭。起初，俞敏洪不懂应酬，又怕冷场，只好一圈圈地敬酒。三圈下来，一斤半白酒进了肚。俞敏洪渐渐失去知觉，滑到了桌子底下。送到医院，俞敏洪被诊断为酒精中毒，甚至有生命危险。医生们全力抢救，五个小时后，俞敏洪才醒过来。
屋子只剩下他的妻子，姐夫和一位男老师。俞敏洪抱着周围的人，整整嚎啕大哭了一个小时，当下就决定，绝不想再干培训学校了。但仅仅两天之后，他又后悔了。
培训班仍在继续。俞敏洪琢磨出用免费的托福讲座吸引学生的方式，很快受到学生的欢迎。
为了听俞敏洪的讲座，有一次，4000多名学生挤在只能容纳1200人的北京图书馆外。新东方的教室里，连台阶都坐满了人。学生们有的花四五个小时往返，只为上两个小时的课。
学生们的认可带来了急速增长的财富，也让俞敏洪在第三个本命年中，差点丢了命。
1998年，有大半年的时间，每到周末，俞敏洪就会用黑色塑料袋装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丢进车里开回家。当时给新东方提供场地的度假村负责人张北，因为经营困难，萌生了犯罪的想法，盯上了俞敏洪。
一个周日晚上，俞敏洪独自开车回家。楼道的灯常坏，在一片漆黑中，他被人堵在门前，有人拿枪顶住他的脑袋，另一个人用超大剂量麻醉剂的针管插到他身上。张北的同伙准备将俞敏洪勒死，但被张北制止。
即使张北有意手下留情，但那支剂量大到可以麻醉大象、老虎的麻醉剂，也足以让普通人毙命。奇迹的是，俞敏洪最终自己醒了过来。他的手脚被捆绑住，家里220万现金和其他值钱的东西都被带走，只能用下巴打电话，在半昏迷状态下报了警。
保住一条命，连俞敏洪的医生也认为是一个奇迹。2005年张北等团伙落网。警方调查得知，这个团伙在十年内绑架、抢劫、杀人，共作案六起，受害者共七人，六人都已身亡，只有俞敏洪一人幸存。
不能和最好的朋友开公司。——《中国合伙人》
在死里逃生三四年后，俞敏洪陷入了创业以来的黑暗时期。2001年到2004年的三年改革期，俞敏洪要面对的，不仅是合伙人之间的层层矛盾，还有将家族成员清出企业的阵痛。
“俞敏洪长期睡眠不好，都是被创业期间的同学、亲戚、股东合伙人给闹得焦虑不安，至今没走出那个阴影。”李国庆就曾在视频节目中爆料：“当年与徐小平争执摔杯子比我摔得严重，桌子都掀翻了。”
当时，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三人被称为“新东方的三驾马车”。
早期的新东方，内部有不少裙带关系，很多管理层将亲戚引入公司。俞敏洪的母亲、妻子、姐姐、姐夫都是新东方的员工。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王强最无法容忍的就是这种情况，要求改革。
企业的“家族问题”，其实也是俞敏洪的“母亲问题”。俞敏洪早年丧父，由母亲李八妹拉扯大，在最艰难的创业初期，母亲也给过很多帮助。
王强规定教学区不准抽烟，第一个罚的就是李八妹。罚了她两百多元钱，作为典型在全公司推广。
有人将俞敏洪姐夫的办公设备搬走。李八妹在办公室破口大骂。俞敏洪站起来，向外走去。那时，以王强为代表的“改革派”，都期待着俞敏洪能堂堂正正从母亲面前走过去。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新东方的最高领导人、有名的孝子，叫了一声“妈”，当着一群人的面，跪了下去，不敢回嘴。
“顿时让我崩溃了！人性崩溃了，尊严崩溃了，非常痛苦。”王强后来回忆道。王强和徐小平为了给改革施加压力，都跟俞敏洪提出离职。但俞敏洪挽留了他们，用了半年时间，把家族成员全部撤出了新东方。
这件事，让俞敏洪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李八妹半年不给他做饭，觉得俞敏洪不是她儿子。
但创始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平息。
俞敏洪曾被认定为没有管理能力，不再参加董事会和总裁会。每天只能夹着书包去给学生们上课，其他合伙人开始轮流当董事长，但公司内部仍旧矛盾不断。最后，俞敏洪又被请了回来，并且形成了由董事会投票决议的规矩。
一次在外地，徐小平有一个万人讲座，因为跟俞敏洪吵架，徐小平丢下学生，临时发短信，说自己来不了了。俞敏洪认为，扔下学生不管，触及了底线，提出必须让徐小平离开董事会，众人投票通过。
2006年，王强也离开新东方,“三驾马车”分崩离析。以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为原型创作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也用一句台词总结出三人的合作：“不能和丈母娘打麻将，不能和比自己懂得多的女人处对象，不能和最好的朋友开公司。”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新东方放掉。——俞敏洪接受访谈
新东方上市，是一个里程碑。但对俞敏洪来说，这也意味着某种失控，甚至成为后续麻烦的开始。
对于资本，俞敏洪始终保持着警惕。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美国上市。晚宴后，俞敏洪一个人走到了哈德逊河边，在河边坐了将近1个小时。盘绕在他脑子里的，不是喜悦，而是迷茫和失落感。
上市本是为了给股东们带来财富。但俞敏洪也需要承担资本带来的代价：“我的那笔钱实际上是绑在我身上的锁链，你是跑不掉的。所以在新东方真正送命的就是我一个人。”其他人都能在短期内随便卖股票走人，只有俞敏洪一个人是被锁定的。
他甚至有些后悔，因为上市就像“娶了一个你完全把控不住的女人”，“你又爱她，但是她又不听你的话”。
不到六年，上市后的新东方迎来了一次重大危机，做空机构浑水公司用一份97页的报告，指责新东方在教学区、学生人数和财务数据等方面的造假。两天之内，在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下，新东方的股票被大量抛售，股价在两天时间从每股20多美元降到9.5美元，市值蒸发了60%。
遭遇信誉危机的俞敏洪深夜辗转难眠。第二天中午，俞敏洪设宴款待一堆商界老友，想找他们买下新东方的股票，稳定股价。
席间，面对大家对新东方的疑问，俞敏洪只说了一句话：“新东方从来没有做过假账，这是我的底线。”众人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当天晚上，好几家公司共计买进近3亿美元的新东方股票，把股价拉了回来。
酒帮助俞敏洪解决过许多问题和危机，唯有他内心左右互搏的矛盾状态一直无解。
2013年，俞敏洪接受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访谈，他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新东方放掉，我恨不得从来没有做过新东方……”
主持人问：“等于说你奋斗这么多年，其实得到了一个你自己并不想要的结果？”
俞敏洪回答：“对，就是这样的，百分之一百是这样的。”
任何时代的来临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自己不愿与时代共同前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俞敏洪吐槽新东方的那一年，互联网大潮迅速席卷了教育行业。
2013年，被称为在线教育元年。但俞敏洪对资本的审慎，以及对地面教育的坚持，让他在前期错失了在线教育的风口。
互联网时代的冲击，给新东方带来了剧烈震荡。2015年前后，新东方处于崩溃状态，总收入每年仅增加百分之十几，而利润每年下降百分之十几，新东方的竞争对手好未来却以百分之几十的增速快速增长。
很多新东方的老师纷纷出走，尝试去其它平台在线开班。员工那也流传着“一根网线要校长批”的吐槽。
无奈之下，俞敏洪从一个教育行业的开拓者，变成了K12业务跟在线教育的跟随者。新东方大力投入线下K12和在线教育的辅导培训，开拓线上线下结合课堂。
2020年的疫情，为在线教育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资本高歌猛进。热火朝天之际，俞敏洪却不认为在线教育是可一个可以跑通的商业模式，“每收一分钱，就要先花掉两块钱。资本是背后的重要推手，一旦停止输血，会哀嚎一片。”
他担忧的情形很快出现，北京当局“双减”政策的发布，截断了资本与在线教育机构之间的输血纽带。教育巨轮们面临着折戟沉沙的大变局。
新东方后来发生的一切，在过去一年被讲述了许多遍。俞敏洪常作为失意者的形象出现。
“双减”政策之后，新东方股票暴跌90%，市值蒸发近2000亿。1500个教学点面临关停、退租，4万名员工面临辞退遣散。
风暴之中，俞敏洪的体面退场也引人注目。在一次直播中，俞敏洪承诺，账面上的钱必须满足所有违约赔偿、退还的费用，绝不会拖欠任何人任何一分钱。这与频繁跑路的教育机构形成了鲜明对比。
体面告别后，还要继续面对未来。俞敏洪选择了一条出乎所有人意料外的方向——做农产品电商平台。
用俞敏洪自己的话说：新东方在线的未来，创立东方甄选直播卖货系统，转型为以农产品筛选和销售为核心的电商平台为全国农民提供产品增值服务，做链接农民和消费者的值得信赖的平台。
从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跨界到农产品电商平台，这个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
事实上，从俞敏洪在直播间表现来看，他似乎也没有直播带货的“天赋”。直播首秀里，面对26.8块一斤的大米，89块一斤的草莓，俞敏洪会耿直地念叨“卖的东西有些贵”；女主播让消费者多买羊排冻在冰箱里。俞敏洪接过话：“食物也会慢慢坏掉的，还是尽量吃新鲜的。”
引得网友心疼道：“这哪像来卖货的，这更像是来拆台的啊。”
与当下主流的活力四射，感染力十足的年轻主播比，俞敏洪确实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选择这条路，又是有迹可循的。
俞敏洪在自己微信号“老俞闲话”曾写道：“我从1岁到18岁在农村长大，只要在家乡能种的我全种过，从小就喜欢看麦苗从地里露出来，变得绿油油，经过霜打过冬后蓬勃生长，最后结出麦穗金黄一片，给我带来无比的幸福感。”
从农村来，回到农村去，回归“乡野”的俞敏洪能否再次逆袭,还是未知。
《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虽然一直在奋力抗争，依然没有保住他的大鱼。但就像作者海明威说得：“所谓勇气，就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
即使虎落平阳，俞敏洪无愧于母亲给他取的小名“老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