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尤其是农村面临巨大的民生灾难。（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2年2月24日讯】2022年2月22日星期二，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了。一号文件是中共每年必发的第一份中央文件，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问题每年的第一份政策性指导文件，这已成中共惯例。那么，中共这个最新的一号文件与往年相比有何不同呢？
中共十八大之后从务实走向务虚
从2004年至2021年，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都是中共一号文件的主题，但每年都可以看出不同。我们给一个大概的观察：只是从题目上就可以注意到，2004年是农民增加收入问题；2005年农业生产能力问题；直到2012年，都是围绕农民收入、农业生产，甚至农业水利、农业科技等实质性技术问题展开的。到2013年突然画风就变了：变成增加农村活力；2014年深化改革；2015年加大改革；2016年全面小康，一直到2021年。
看出端倪来了么？从原来的务实、关注具体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空话套话，而这种变化就发生在中共十八大习近平2013年全面掌权之后。所以说，中央的农村政策迅速走向了务虚和政治需求、政治口号第一的方向。
中国大陆面临巨大民生灾难与政治危机
那么今年的农村政策方向与往年有了什么不同呢？文件首先指出：“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去年一号文件最大的篇幅就在宣传脱贫、巩固脱贫，虽然也提到了粮食安全问题，却说要稳步保障。看看今年的口气：要牢牢守住底线。显然粮食安全出了大问题，要爆发了、要崩溃了，才会有牢牢守住这样的表达出现。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信号，可以说是民生上的重大信号。
第二个就是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返贫的底线。也就是说，返贫已经是常态，现在要守住的是“规模性返贫”，比如鲁西南几个县，甚至贵州省全省返贫，这就叫做“规模性返贫”。这个一旦发生，那就是政治上的重大信号。认真读就会发现，2022年到2023年，中国大陆面临着巨大的民生与政治灾难！
粮食问题，因为中共各级部门一直没有真实数据拿出来，但是过往两年的疫情与自然灾害，早已超过正常社会的承受，中共农业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又因为世界秩序的混乱，物流的无序，非常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触发大规模粮食危机。从一号文件的措辞来看，从中共历来都严格封锁负面信息的习惯来看，这一次绝对非同小可。
而全面返贫，意味着中共谎言体系性崩塌，因此带来习近平个人政治威信以及在整个脱贫工程中受益、撒谎获得政治资本的官僚体系，一定会受到重击，甚至面临被政治对手的追责清算。因为中国农村脱贫问题涉及面太广，一旦政治动荡，规模也要远远大于一场行业性，如金融、能源，或区域性，如山西、内蒙窝案反腐为特征的政治斗争。
提倡“枫桥经验”，再行群众斗群众之套路
此外，今年一号文件关于“三农”问题的农村建设方面，第一次把“枫桥经验”罗列其中，称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创建一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人民法庭”。
实际上，什么是“枫桥经验”？上世纪六十年代，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为配合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抓“四类分子”，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类分子”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地主、富农”前面讲过了。什么叫做“反革命、坏分子”？你翻墙上网，发表与中共不同的言论，是不是都可以定义为“坏分子”呀？关键当年枫桥的“四类分子”不是由公安处理，而是由“群众自己”处理，这意味着农村阶级斗争再次兴起，农村的斗争大会、私刑盛行。这是“文革”的序幕。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是什么？只要是符合“枫桥经验”，标志就是群众斗群众，所以这样的公安派出所，就是不在公安系统内的穿着制服的黑社会和暴民。多么光彩耀人的中共文字，如果读透了中共黑历史，就明白了这里面蕴含着多么巨大的黑暗与危险和对中国民族的戕害。
这不仅是对习近平前几天在《求是》上发表“全面法治社会建设讲话”的最大讽刺。更危险的是，正如1982年的一号文件一样，所谓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一定会蔓延到城市，成为城市房产政策。农村有枫桥，城市有朝阳，如果在中国农村搞起“枫桥派出所”，那么城市就有城市流氓组建朝阳派出所，朝阳大妈被称作世界第五大情报机构，这个戏称会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落实，变成真实的社会组织机构。这可不是戏言呀！
此外一号文件还提出了一个“千万工程”治理农村，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如“枫桥经验”来自浙江，是习近平2015年在中央层面推行的。这个“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在2003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一个重要政绩。比如“生猪大县”海盐县，很多农户养猪发财，但是环境很差，有一话叫做：宝马车在猪粪坑中狂奔。习近平就过去把猪粪变成了生物产品。这是他群众口碑后来成为总书记的重要参考。
中共将把历史上邪恶的统治经验用于未来基层社会管理
至此我们看出来了，中共今年的一号文件，第一个暴露出来的信息是，中国面临重大粮食危机与重大的谎言造成的政治危机；第二个信息暴露出来的是，中共已然脱离了“改革开放”早期多少做一些实际工作的作风，完全走入了围绕领袖的歌颂，甚至把地区性经验、把中共历史上邪恶的统治经验，用于未来中国基层社会管理当中。全社会的悲剧是可以预期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思路，面对今天暴露出来的徐州锁链女的悲剧，中共一定不会切实去解决问题，而是会围绕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进行。中共即便是认真处理这个事件中四个通报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被看作是屈服于人民意志力、屈服于民间舆论。这对于中共来说是动摇根本、鼓励百姓造反的开端。因此它不会再退让。
当年胡温时代解决孙志刚问题，也不是完全屈服于公众舆论，而是胡温正好需要一个契机建立亲民政治形象。这与当下习近平要打造威权领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习近平要是回到胡温时代的温和手段，早就小命不保。
胡温时代正好需要利用孙志刚事件改变中共对人民自由迁徙权的控制，因为中共打造世界工厂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加入；但是习近平呢？他要是给锁链女伸冤，就意味着要与中共基层司法官僚机构这些从人口贩卖中获利的群体开战，因为中国的人口买卖问题已经跨越众多省区。习近平愿意把这些已经因为财政压缩拿不到津贴的基层党员变成自己的敌人么？更重要的是，给锁链女伸冤，就意味着要清算用血腥的“土改”和人口政策毁灭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的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