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天下”言论惹祸，储安平下落不明。（网络图片）
为改版的组稿与“妙文”
“党天下”发言后，储安平积极筹备在6月10日对《光明日报》的改版。为组稿，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经总编室主任高天、秘书黄卓明看过后，印刷、亲自用毛笔填好后于6月3日发给武汉、南京、上海、北京、青岛、广州、山西等地民主党派人士、高校教师等100多位文化界名人：……《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它以民主党派和文科教学为报导的重点，它的主要读者对象是高级知识份子……我写这封信，就是请您给我们指导和支持。
……为了更好地响应并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大方针，我们诚恳地欢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报》来陈述您对于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预出题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假如能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更好。我们希望文章不要太专门……最好在三千字左右。
储虑及6月10日要改版，为能在短期内收到几篇文稿，遂在一些人的公函里亲自用毛笔附了一封简讯：“光明日报六月十日改版，希能日内惠文一篇，以光篇幅，务祈赐允。”
附简讯的人有袁翰青、金克木、杨人楩、钱伟长等。约稿同时，钱伟长把他夫人和周培源夫人合作发现的小品文《施氏食狮史》寄给储，希望在《光明日报》刊出。储即覆信一封，“伟长兄：妙文真妙，下周可刊出。这样的妙文欢迎续惠。”
实际上，储和章伯钧都反对文字改革，但在文字编排上，章反对横排。据章诒和回忆，4月21日在章伯钧家见面时，章说：“改革汉字是不懂语言学”，“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可据储安平讲，3月20日，他与章伯钧、萨空了见面时，章说“报纸可以考虑直排”，“毛主席也说过，要是想直排，也可以试试”，“即使不全部直排，也可局部直排”。这并不像穆欣所说的“储安平和章伯钧都反对文字改革、反对汉字拼音化、反对书报横排”。
至于说储反对文字改革，这缘于钱伟长寄来的《施氏食狮史》及为之撰写的《“拼音文字”能通用么？》的未刊稿。储将该文题目改为《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我们坚决反对汉字拼音化，因为汉字拼音化有很多缺点，不符合我国语言文字发展的特征。为了证明我们的意见，现在抄奉短文一章，要求公诸报端，大家欣赏。并且公开征求拼音专家将它译成拼音文字，看看究竟能不能诵读。
附短文：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但这未刊文章，后也被人说成是《一篇恶意攻击文字改革的未刊稿》。
作“党天下”的发言
当储正紧锣密鼓筹备《光明日报》6月10日的改版时，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放出了“党天下”的“惊雷”。
据储讲，5月19日去拜访罗隆基“是想谈谈今后各民主党派如何很好地帮助《光明日报》”。可无意中谈起了一些政治问题：“罗隆基说，毛主席那天（4月30日）对大家表示，大家对小和尚谈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我听到罗隆基说毛主席征求大家对他提意见，我就想到12位副总理里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我问罗，这个问题能不能谈，他说可以谈。”
“毛主席在2月27日的报告中说，对于肃反问题打算全民检查一次，我因为看到报纸上鸣放座谈中反映一些肃反运动中的问题，所以那时我也赞成由人大常委会联合政协全国委员会检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赞成在肃反中有意见的人，可以列举事实报告人大常委会请求检查。我对罗说，假如要在人大发言，我想谈谈这个问题。罗说，这个问题可以谈。又说宪法里面的有些地方也可以谈。……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罗隆基有修改宪法的意思，而暗示我出来发言？”
储后又在《向人民投降》中说：“可是我没有勾搭上他，倒给他这个‘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场”。章诒和也推测：“可以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腹稿，正是在1957年5月19日的罗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储后来还交代：“解放以后，一般地说，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学社及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了很久，我也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
是否真的要作这么个发言？据和储共事的巴波回忆：“他说，他一再犹豫，冒不冒这风险，但他要看看有没有这个雅量？”于是，他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作了“党天下”的发言——《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后，知识份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须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的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融融乐乐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会上，马寅初听完后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very good！”。此发言见报的当天（6月2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就有人拍着桌子叫好：“这篇发言顶得上8篇社论！”章伯钧也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6月2日，储安平去看章伯钧，章表态：“你昨天在统战部的发言很好。”储说：“要谈就谈些大问题，放肆得很。”“现行政治上一些人，大都只谈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些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海外，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敬意”。香港《新生晚报》在刊出储安平发言全文的同时，用红色花边圈着几个大字“请注意近日特稿，储安平炮轰毛泽东”。香港《真报》在6月9日、10日连载《遥向储安平致意》一文，称赞储安平不失有良心有热血的一个操觚者，他的发言，确乎有“轻捋虎须”勇气。
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整风”转向了“反右”，储等一批“勇士”招致了全国性的批判。
自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到6月8日辞职，仅仅69天！其9年后失踪，留下了“生死”哑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