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说“四大家族”中的陈果夫和陈立夫贪污敛财，与事实落差甚大。（网络图片）
中共说“四大家族”中的陈果夫和陈立夫贪污敛财？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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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在民国年间曾叫吴兴。东晋时，“书圣”王羲之、军事家谢安、唐朝时大书法家颜真卿都曾在这里生活过。国民党的大员张静江、陈其美、戴季陶、朱家骅、徐恩曾，还有本文要说的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都是湖州人。
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之所以后来能够发迹，成为与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齐名的“四大家族”成员，那首先还得力于他们的家世、尤其是他们的二叔陈其美。
湖州陈家有悠久的历史，史上曾辉煌过，后来一度衰落下去，但到了陈果夫祖父陈延祜时，家中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生活明显得以改善，几个儿子也有条件读书。陈果夫的父亲叫陈其业，在兄弟三人中是老大，其大弟叫陈其美，字英士，还有一个小老弟叫陈其采，字蔼士。
在这三兄弟中，最早是小弟陈其采到外面去闯世界，他先是在1896年独去上海，考入中西学院，后于1898年通过朝廷选派留学生的考试，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回国，到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
陈其采的成功刺激了陈其美，他更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于是在1903年到了上海，找了一份差事做，同时又去一所学校读书。在那里他结识了蔡元培、于右任等革命志士，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1906年，已经28岁的陈其美东渡扶桑，揭开了他人生中最新的一页。到日本后，陈其美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阵营中一名重要的战士。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比他小9岁、也是来自浙江的蒋介石。
在日本，陈其美与蒋介石，还有一位叫黄郛的留学生，结为生死兄弟——陈老大，黄老二，蒋老三，由此后来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就称蒋介石为“三叔”。陈其美这个人，很有侠气，敢做敢为，在家乡一带很有名，他的性格与作为也深深影响着果夫与立夫两个侄子，他们都以这个叔叔为骄傲。
1908年，陈其美回国，在上海加入青帮，并成为大头目，他以青帮为掩护，加紧进行反清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成为上海都督，手握大权，袁世凯对其极为妒恨，后让张宗昌派人将陈刺死。陈死后，无人敢去收尸，唯有蒋介石不顾一切去处理了他“大哥”的后事。
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才有了与国民党、与蒋家根深蒂固的渊源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陈其美，也就没有蒋介石；反过来看，没有蒋介石，也不会有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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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生于1892年，名祖焘，字果夫；陈立夫，生于1900年，名祖燕，字立夫，这兄弟相差了8岁，在陈立夫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陈果夫幼年在家乡入私塾读书，其老师名叫沈若臣，这位先生学问很深，为人品格高尚，对陈影响很大。
1905年，他随其小叔陈其采到了湖南，入明德小学读书。远离家乡的陈果夫，埋头苦学，半年后克服语言关，以第一名成绩升入甲班，并很快考入明德中学。后因其叔父工作调动，他也相继转回浙江与南京读书，并在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春，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并亲自听其教诲。1913年，陈果夫在其二叔陈其美的建议下，到了日本，一边治病，一边准备去美国或欧洲留学，可很快传来了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他待了三个月就很快回来，参加讨袁斗争。
从这时起，陈果夫就正式成为职业革命者与政治家，但在他结婚后，受其岳父的影响，在1917年后，还曾到过上海从事钱庄会计的工作，由于他聪明好学，有一股钻研的劲头，所以很快成为业务能手，这也为他以后管理大银行奠定了基础。在上海期间，陈果夫与蒋介石往来密切，并从事证券交易，收获颇丰。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陈果夫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成为蒋介石最放心最得力的“后勤部长。”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
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还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监察院副院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江苏省政府主席、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
1927年陈果夫和胞弟陈立夫一道，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取两兄弟英文姓名头一个字母的缩写），竭力控制国民党党务，负责党内外特务工作。国共两党的人都知道，国民党的“中统”就是在两陈的掌控之下，当时不少人曾说“蒋家天下陈家党”。也由此，陈氏兄弟与蒋宋孔三家被世人拿来合称为“四大家族”。但真实的历史是，作为拥有极大权力的陈氏兄弟，为官相当清廉，可以说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到了苛刻的地步，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恶习，与他们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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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天资学历都高于其兄，他小时也在老家读书，后来陈其美在上海当了都督后，举家搬到了上海，这样他也在大城市见了世面，而且有机会在那里继续上学。在上海由于看到了近代化的机器设备，陈立夫对理工科特别感兴趣，他的志向是在未来成为一个科学家，以自己的真才实学为这个贫穷的国家做些具体的有益的事情。
为此，1913年陈立夫考入了南洋路矿学校，那时，他刚刚13岁，但是这个懂事而好学不倦的孩子，在后来4年的学习中，硬是拿了7张奖状，总分“平均都在九十五分以上，数学成绩尤其优异，经常都是满分”。
1917年，从南洋路矿学校毕业后，陈其采为他在京沪铁路局找了一个随车查票的差事，但陈立夫一心还想上学读书。他到处打听，得知在天津有所北洋大学很是有名，而且费用相当便宜，每学期只收10块大洋，免费提供课本与试验设备，他为之心动，瞒着家人报名考试。在上海一带数百人的考生中，北洋大学只收45名，陈立夫以第5名成绩考中。
从1918年到1923年间，陈立夫在北洋大学苦学了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后他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留学期间，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每个周末都去中国餐馆洗碗，挣些零花钱。1924年底，他毕业获硕士学位，所写的论文是有关中国煤矿方面的内容。毕业后的陈立夫先是留在了匹兹堡一家煤炭公司上班，他最初在一个矿场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每天都要爬进爬出。
在美国工作时，他有意选择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作业矿区，多方考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他原本是想以此为基础，回国后在中国的矿区大显身手，可没想到他未来的人生命运竟然是从政，是在权力的角斗场打拼。
1925年，陈立夫在他大哥果夫的几次电报催促下，回到了上海，兄弟见面后，果夫问立夫的志向。弟弟明确告诉了哥哥——要立志当一名工程师，先去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可哥哥却说：此事还是要征求蒋三叔的意见，因为你出国留学，蒋三叔还为你出过学费。
1925年底，陈立夫到了广州见到了他的蒋三叔，蒋介石大喜过望，告诉他要开矿，还是先开“革命之矿”，随之将他留在身边，任其为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全权处理各种文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陈立夫以他的科技方面的知识创造发明了“五笔检字法”，得到了蒋的高度评价。
当时陈见蒋时，还有一个小插曲：陈看到蒋在办公室对别人大发脾气，甚至恶骂后，曾对蒋说：若是要我留下工作，那么你不能骂我。蒋答应了他。在以后的20多年的相处中，蒋果然没有骂过陈立夫一句。这或许是一种承诺，但更多的还是陈立夫个人的优秀表现让蒋心悦诚服。
从此之后，陈立夫的人生道路彻底改变了，他的工程师梦想破灭了，如同他哥哥一样走上了政路。1928年，他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第二年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而抗日战争时期，从1938年到1944年间，他任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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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这兄弟俩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是能干的清官，是受到同僚上下左右敬佩的人物。比如，陈果夫主政江苏的几年里，他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勤恳敬业地工作，而且有思路，敢负责；在吏治上、在乡村的文化与卫生建设上，在经济的发展上，都卓有成效，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评价。
然而，这位国民党大员，同时又是一个非常谦逊和蔼平易近人的人，他爱学不倦，无书不读。陈立夫曾回忆说：“我的大哥果夫，虽然未受过太多的教育，但他有一个特点，使我非常敬佩，那就是他除了买书之外，从不喜欢买别的东西，即使他身上只有一块钱，也一定是用来买书的。他从不逛百货公司，只逛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或旧书摊，无论早晚黄昏，他都勤于读书，此外他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甚至连看电影都没什么兴趣。”
从其他人的回忆和相关的资料中看，陈立夫并非格外去吹捧他哥哥。陈果夫的自律非常强，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做事与做人都很沉稳，让人无可挑剔。他的爱好还很广泛，由于他自己身体向来不好，他读了大量的医书，而且还写下了50多万字有关中医方面的文章；他自己创作了许多的歌词，有些还谱曲传唱开来；他的书法和对书画的鉴赏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他的文章著作，后来汇编为《陈果夫全集》，胡适对其作品给予很高评价。胡适曾在一次酒宴上对毛子水等著名教授说：“我们论人论事不能不公平，我读了陈果夫先生的著作之后，和我平常对他的认识，觉得他了不起。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写出这么多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他提出教育、水利、土地、合作、医药、卫生等问题，虽说有些地方还需要商讨，但是均有他的独特见解和实际成绩，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民党“老党棍”的作品，能得到胡适这样的大家如此中肯的评说，足见其水平与功力。
但是到台湾之后的陈果夫兄弟命运却急转直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兄弟俩全都失势，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1948年12月6日，陈果夫带着家人登上了赴台的“中兴轮”，而此时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很快蒋介石被迫再次下野，李宗仁来收拾乱摊子，可他指挥不动，党政军的实权还在蒋的操作之下。及至蒋兵败彻底退居台湾之后，他开始总结失败的教训，他自己不肯担当责任，可必定要有人来担当。
1950年3月，蒋复职“总统”之后，第一个拿行政院开刀，阎锡山这个院长引咎辞职，随后蒋开始指定九人研究国民党的改造方案，实际上就是想对二陈动手。这期间，陈诚在不同会议场合就对CC系发难。当时就有人说：国民党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负责，党的失败就该由陈氏兄弟来负。
1950年7月中旬，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裁撤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央合作金库”与“中国农民银行”两个办事机构；同年7月21日，蒋约见国民党全体中常委谈话，点名批评了二陈，并宣布“党即应改造”。7月26日，蒋又宣布“中央改造委员”与“中央评议委员”名单，陈立夫榜上无名，陈果夫仅是挂名“评议委员”。
紧接着，8月初，蒋又改组原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蒋经国接办，至此陈氏兄弟在台湾再也没有什么职务了。陈果夫已病重躺在床上无法动弹，陈立夫则决定带着家人赴美国。也就在1950年8月，蒋介石对国民党进行全面的改造开始启动之时，陈立夫携妻带着子女从台湾起飞，先到瑞士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之后飞赴美国，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临行前，他与妻子儿女去看望哥哥，向他告别，陈果夫心里非常明白台湾的形势已不适应他们兄弟了，弟弟远走是明智的选择，他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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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走后，陈果夫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肺病已十分严重，吃药打针需要不少的费用，可他除薪水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以前看陈伯达写的《四大家族》，感到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的人，个个都是富得流油，掌控着巨额资本，哪儿还敢想像陈果夫连看病吃药的钱都没有。
陈氏兄弟在国民党高官中的清洁廉政是有名的，有一年，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民银行请他题词，他写道：“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所以有人说，在国民党上层，讲求慎、勤、敏的虽不乏其人，而像陈果夫那样“清”的人还真不多见。
陈立夫走后，陈果夫的家庭经济发生了危机。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既无财产，也没有以前的地位，医疗费都是靠朋友支持，因而用度日窘。怎样才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呢？陈果夫思前想后，只好放下架子，给当时台湾“交通银行”行长赵棣华写信，索取自己作为兼职的车马费。
赵棣华接到信后，连忙将陈的窘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与陈氏毕竟是多年的交情，蒋只是在政治上想让陈交出权力，并不想置其于死地，生活上还是应该给予照顾。于是批给陈果夫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其日常的生活补助。有了这笔钱，陈果夫才算解脱了经济危机。
1950年9月陈果夫病情加重，咯血不止，用什么药都没有多大作用。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病情才被控制住。10月5日是他58岁的生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俩专程前往医院看陈。蒋氏父子的到来，使陈大出意外。
蒋介石关心地说：“果夫，我一直都很忙，没来看你。你目前身体恢复得怎样，是用西医还是用中医治疗？”陈回答：“医生说，目前先西药，等症状控制住时，再用中药补身体。”站在一旁的主治医生向蒋报告陈的病情。蒋介石“嗯”了一声，便嘱咐道：“果夫啊，你安心养病吧，其他的事情就不去想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告诉我。”蒋介石父子坐了十几分钟，便离开了医院。
1951年1月，为治病方便，陈果夫从台中移到台北，住在青田街的一幢公寓里。到了6月，炎热的天气让他元气又大损，几度出现虚脱，挨至8月已无法起床。弥留之际，出于对“党国”的一片忠心，他把自己的真心建议倾注一纸“诤言”中，对国民党与蒋介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规劝。1951年8月25日，陈果夫离开人世，终年59岁。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台湾政界一片悲哀，国民党中央当天就推定陈诚、蒋经国、张道藩等37人组成治丧委员会。蒋介石也先后两次去吊唁，并为之亲笔写下了“痛失元良”四个大字。
给陈果夫送行的场面在台湾是空前的，许多人到场，唯独陈立夫没来。有人猜测，在陈立夫赴美前与蒋有个私下协定：没经蒋许可，不得回台。后来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民国四十年家兄逝世了，当时接到总裁来电，报告噩耗，言词间暗示不必回国，一切已妥为安排，我亦明白，这时候，党国甫改造，回国不相宜。”在大洋彼岸的陈立夫，遥望台湾，想到与哥哥几十年并肩奋战，如今只剩他一人孤独在异国他乡，不禁泪流满面，悲伤难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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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陈立夫被蒋介石“发配”到了美国，但他这个人修为极高，他抱定的原则是“不生气”。他去了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镇，埋头研究起《易经》来。为了维持生计，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万美金，买了一个养鸡场。没有帮手，他就自己动手，喂食、捡蛋、买饲料、卖鸡蛋、清理鸡粪，肩挑背扛。他自学养殖专业知识，很快就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
养鸡不仅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还让他的精神得到了休养。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因多年伏案工作，背部肌肉劳损，常年背部疼痛，从事体力劳动竟然治好了这个病。陈立夫还在家中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闲下来的时间，陈立夫和夫人读书、写字、绘画，还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就去大学讲课，进入了无忧、无辱、常乐的人生境界。
对于为什么要办一个养鸡场，陈立夫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当时在美国的许多朋友，都从事教职。我是学矿冶的，可以去教矿冶学，也能教哲学或中国文化。就在这时，我女儿中学毕业，要到新泽西湖林城上大学，那里是养鸡中心，也是避寒的所在地。恰巧，有个在江苏医学院当过院长的胡安定先生，准备在新泽西办养鸡场，需要合伙人，我便答应了。
陈立夫长寿过百岁，他从50岁起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所有的人都不敢想像，这位原来国民党的大员竟然是在年过半百时从事着养鸡行当，而且他做的很好，很投入很认真很有成就感。
在美国养鸡，别人都是用机器定时传送和控制饲料，可他没有钱，为了节省成本，他主要是靠人工方法。第一批他弄了5000只鸡，劳动强度非常大，好在有他的儿子时常过来帮忙。头三年，他艰辛努力，幸好也没遇到鸡瘟，三年下来，利润可观，鸡场成了他的摇钱树，他从这里尝到了甜头，也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
可是几年后，新泽西那里开通了高速路，这样美国西部便宜的鸡蛋就大量涌入东部，使新泽西的鸡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鸡场因此而倒闭关门，陈立夫虽苦心支撑，最终也不得不宣告破产。
此后为了生存，陈立夫又做起了皮蛋，好吃又好看，人称为“陈氏皮蛋”。他在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精美。当然，在美国这期间，陈立夫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学习，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增加，有着自己的独到心得，写了大量的文章与著作，为后来回台湾讲演做了大量的准备。时间到了1966年，大陆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年秋天，陈立夫接到了蒋经国的信，邀请他回台定居，透露出要给蒋介石庆贺80大寿的想法。陈立夫感到盛情难却，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先回台湾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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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26日他回到了台湾，在机场他对记者说：“此次返台，专为蒋总统祝寿，别无他意。”及至见到老蒋，他感到气氛变得亲切友好了，蒋拉着他的手说：“人老了，总想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蒋停了一下，又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须向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有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
老蒋的话说得很有感情，完全不同于以往那样横硬，或许人真的是老了，对往事故人才更加怀念。陈立夫把他在海外出版发行多次、得到各方高度评价的一本读《易经》心得的书《四书道贯》作为蒋的生日礼物献给了他的蒋三叔，蒋对此非常高兴，并为之题字：“陈立夫着‘四书一贯之道’”。
此次回台，经蒋与各方劝说鼓励，陈立夫在台湾各高校就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巡回演讲了75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最后竟累得病倒。
经过这次返台之行的系列活动，陈立夫的心也活泛起来，他恢复好身体后，回到了美国，做了安排，终于1970年正式回台定居，再也没有离开。
回到台湾正式定居后，陈立夫表示不再重返官场，但经不住蒋介石的劝说，他还是担任了“文化复兴会”的副会长，会长是蒋挂名。在这个位置上，陈以伦理、民主、科学为三大实施纲领，组织得力人手，翻译了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并编一套《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30册，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随后，又担当孔孟学会理事长，组织出版《孔孟月刊》与学报；后来还主持中国医药学院的工作，为在台湾弥扬中医文化做出了贡献。
陈立夫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他对中国文化的精义有独到的见解，并将其概括为五句话：无私无我之“公”，成己成人之“诚”，立人达人之“仁”，不偏不倚之“中”，日新又新之“行”。他说：“斯五者，学自天道而成人道，包含了对道、对己、对人、对事、对物应采取的正确信念，人人如此，自能成为民族的道德，有此道德，民族赖以团结，国家赖以生存……”。陈立夫一生写了30本书，编了70本书，翻译了15本书，他的许多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集中得以反映。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陈立夫急忙赶到荣总医院。蒋经国跪下，对他哭泣道：“我已失去父亲，你是我唯一的哥哥，日后务请多多扶助！”此后，据陈立夫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蒋经国对他“确尽敬兄之谊，有人馈赠食品者，必分敬于我，凡政府重要人选之决定，以及重要政策之推行，必先征询我的意见，我亦掬诚奉告，亲信胜于骨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