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非法同居。（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35年中共红军在国军的围剿下溃退到陕北后，队伍中除少数女兵，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由于常年征战，加之陕北当地女性资源紧张，不少老干部、老红军未及成婚。所谓老干部，是指资历，有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却只有二十六七岁。
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女性从全国各城市陆续来到延安。这些有文化、颇具文雅气质的知识女性，便成为老干部们“觊觎”的目标。不少老干部在延安组建了家庭。而曾盛行延安的交谊舞，也帮了他们很多忙。
梅剑主编的《延安秘事》中记述：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然而，对很多知识女性来说，老干部只习惯于吃饭、睡觉、打仗，谈恋爱却很无趣。当年延安曾流行这样一个段子，有个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谈恋爱，晚上散步，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好看什么？铜洗脸盆子！”
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这样描述某些老干部的婚恋观：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抢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
对此，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不嫁老干部。但是，在现实面前，很多知识女性却在找知识份子还是找老干部之间，面临两难抉择。
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这样描述延安女性的尴尬：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诗人何满子就是因此而失去了女友。1938年，他与志同道合的女学生郭维琼经武汉到延安。何在陕北公学学习，郭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两人保持着亲密联系。约半年后，何忽然接到郭的来信，言组织上安排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晋察冀前线。
何满子在名为《跋涉者》的自传中回忆：“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
曾在抗大、中央研究院学习的石澜，却因与老干部结婚而受到质疑。她于1942年同被称为“红军书法家”的舒同结婚。她在《我与舒同四十年》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婚姻：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国难当头而投奔延安寻求真理，承蒙错爱。
但在后来延安整风的审干运动中，石澜却被审干人员质问：你是怎样选择和舒同结婚的？延安有那么多年轻男子追求你，你都没有看上，偏偏找个比你大十多岁的老红军，是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当年的延安，许多老干部与知识女性成就了红色婚姻。但因双方巨大差异，也酿成了一些悲剧。
女博士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这样写道：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
黄克功逼婚杀人案，就是当年老干部追求知识女性未遂而引发的惨剧。当时黄在抗大任队长，被害人刘茜曾是他下属的学员。黄克功逼年仅16岁的刘茜与他成婚。被刘茜拒绝。当年审讯黄克功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问：你知道她今年有多大年纪吗？
答：知道，16岁。
问：既知道她多大年纪，为什么还要求与她结婚呢？
答：她的身体已发育完全了，不像是16岁的人……因为她公开或不公开地破坏我的名誉，故我恨她才打死她。
黄克功案惊动了中共领袖毛泽东。黄在井冈山时期就参加红军，出生入死，他在法庭上曾亮出了身上的伤痕。他本指望上书毛泽东能获得将功补过的机会，没想到，毛泽东在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覆信中，坚决支持对他判处极刑，并要求当庭向群众宣读这封信。
《徐懋庸回忆录》中这样记述毛泽东后来对这一案件的评判：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
对于延安时代隐藏在单调、枯燥生活背后的诱惑和恋情，留法文学女博士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这样表达她的感受：边区将来也许会成为中国有名的结婚与离婚的城市，像美国闻名的“结婚城”一样。
陈学昭自己的婚姻也在延安画上了句号。她与丈夫、留法医学博士何穆在法国结婚。没承想何穆来延安后另有新欢。1942年8月，两人最终在边区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与此同时，一些来自异国的洋人，却在延安展开了他们的跨国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