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右派竟然是窝囊死的！图为文革反右的大字报。（图片来源：Richard Harrington/Three Lions/Getty Images）
按：这真是无法理解的怪事！一个右派竟然是窝囊死的。要是当年他和已经要结婚的人结了婚呢？如果没有那几十年非人岁月的洗礼，他会这样病态地窝曩吗？他不甘心被“断子绝孙”，总想要自己的孩子，没有想到……
中央编译局老干部处李处长在电话中告诉我：“老徐于2010年11月15日去世了。我们给举行了个简单的仪式，参加的人只有他的应该是叫‘前妻’的女人，还有那个女儿，那个男孩子也去了。我看见还有你送的一个花圈。”
我回答说：“自从在二炮医院看过他以后，再去就找不到他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要不告诉我，我哪能知道他去世？那花圈想必是他家谁搞的。最后是在哪个医院？你们几时找到他的？”
李说：“协和医院，人都死了，她（指徐的女儿）能不找我们？”
在旁边的老伴问：“谁去世了？”
我说：“老徐，老徐去世了。”
“唉，老徐真可怜呀！”老伴叹息地说。
这是我今年过年前，和中央编译局老干处李处长的一次通话。
老徐，徐鸣珂，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审，安徽泗县人，85岁，中共党员。
1957年，在当时称作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作俄译、副科长时，中了“阳谋”之计，没“鸣”没“放”，被“找补”成右派，而且还是极右。
1958年被送“半步桥”，又一同到茶淀农场，又在同一个队，又编在一个组，在一个房间住了大约两年。
刚到农场，他担任了一个时期我们的组长。不久，我就发现他胆特别小，有时候我们在劳动中，刚缓一口气，停下来，他看见队长过来，就慌里慌张的悄声说我：“哎，哎，来了，来了，快动起来，快，快。”其实我是尽了力的，打心里对强迫劳动不满意，他这一说，更引起我的反感，我就是不动，要缓这口气。等到队长过来，也没说什么就走过去了。这时候同组的张志华总会笑着说：“老徐的胆被吓破了。”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劳动、生活整天在一起。彼此处境相同，自然地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难友情谊。有时候我们不免对“划右”、“劳教”、“政策”……发些议论，老徐只是在旁边听，不敢多说话。
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看家信，他告诉我，在编译局和一个从武汉大学分配来的女同事已经恋爱，并且商量好要在1958年的“五･一节”结婚。结果当然是“棒打鸳鸯”，1958年的2月就把他送到“半步桥”，接着把那位女同事调往武汉。他没有亲戚，孤单地只有他自己一人。谈起这件事，他难过得泪水盈眶。
1959年夏，农场给假三天，让他回北京，处理留在原单位的衣物。结果他只去了一天就回来了，我问起他来，他说：“唉！没法说，已经被开除了，单位谁管你？那些衣服、书籍全发霉了。准备结婚作的一身毛料衣服全完了。连皮箱都发了霉。把你划成右派，同事没人敢跟你说话。我住在一个小旅馆，那服务员看了我的住宿证明信都另眼相看，你说我哪有心思再住下去！？”
1959年秋，我们从茶淀三分场调往“生死场”——于家岭分场。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一组。“大饥饿”的时候，我在厕所碰到他，他正摔倒在地，爬不起来，当他听到我喊他时，他勉强仰起脸，那是一张只剩下一层干瘪老皮，消瘦得难以辨认的脸。慢慢爬起来，连掸掉衣服上浮土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赵，我们……怕是回……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呀！”
那时候我也成了病号，两腿浮肿，行动滞慢，勉强想拉他一把，却没有一点力气，我只好宽宽他的心：“但愿我们都能回去。”
1961年，我第一批被摘掉“右派”帽子。初冬时候被送回北京养病。当然我不敢和农场任何难友联系。他们的情况和下落我一概不知。
1978年，给右派改正的政策下来了。我那时已经于72年又转成“铁饭碗”的正式工人——木工。上班的单位在西长安街，窗外就是长安街的人行道。斜对面是电报大楼，那是一段外地人来京经常遛玩的街区。有一天没事，我正在单位大门外站着，忽然看见老徐从西边走过来，他同时也看到我，黝黑而消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紧走了几步，一边伸过手来，一边高兴得说：“啊呀！碰到你了！碰到你了！”
他往左右看看说：“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
我说：“这就是我工作的单位，走，进去。”
他迟疑了一下，怯怯地说：“能行吗？方便吗？”
我和他开玩笑说：“高级单间，还不行吗？”
实际上我虽然是木工，经常在行政科和基建办公室，我把他领到单位后院我好久没进去的木工房。两间房，空无一人。坐下来，他嗫嚅着说：“我……我……还没吃中饭。真不好意思说，我兜里只剩四毛钱了。”
那时候我和单位的工人相处得都非常好。虽然早已开过饭了，我立刻到食堂找师傅给我打了一份饭菜。端回来让他一边吃，一边聊他的情况。
“……我后来体力不行，安排我到葡萄园劳动。文化大革命来了，大概要抓好多人，要送到农场，把右派大都送回了原籍。我老家一个亲人也没有，没有投奔的地方。那也得送回去。到泗县（安徽）农村，谁给你房子？把我安置在一间小庙里。原来根本没人住。屋顶的一角露着天，下雨，下雪都能飘进屋。什么也没有，谁给你家俱？我睡觉的床就是几捆稻草……
当地很穷，我劳动一年只有30几元的收入。
这次落实改正政策，光火车票就花了一半存钱，我来了20多天，单位不接受我，我没钱了，我想明天到单位要一份车票钱，不接受我，我也得再回去呀！唉！真没办法……”
听了他凄苦的倾诉，我十分同情这位老实而可怜的难友。我问他：“你住在哪儿？你能不能解决住的问题？”
“我住在头发胡同一位老乡家，再住十天半月大概还可以。”他说。
我对他说：“你要能解决住的问题。吃饭的事我来帮你。你每天来我这里吃午饭。吃午饭时我也给你买一份晚饭。带回去晚上吃。单位不接受你不符合政策，你得继续找，找以前的头儿。你要自己回去，那你就得继续当农民，说不定你还得住你的小庙……”
聊到快下班，我给他买了一份晚饭把他送走。
编译局的负责人根本不知道老徐当年的情况，原来的局长姜椿芳已经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我建议他去找老领导。后来他多次找了姜，姜作为老领导给编译局作了工作。前后拖了十几天，编译局终于决定接受老徐回原单位工作了。对于老徐来说，总算有了活路。
1984年，我被借调深圳工作。这一去就是七年。没和老徐联系。
1991年，我回来，过起了退休生活，才见到老徐。那时候他已经结婚。妻子是再婚，带过来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婚后给他生了一个女孩。他总想有自己的孩子，这愿望也满足了。
我们住得不算远，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偶尔也去他家看看。他来免不了说些难对他人启齿的话题。他说：
“我领着我小女孩出来，有的老太太逗孩子：‘跟你爷爷上街哪！？’你说这话叫我听了，这叫什么事儿？唉！这一辈子。”
“他们吃饭吃得好，我有时回来晚，给我留的就是面条，有一点菠菜。”
“你怎么那么窝囊，你那儿出胡同就有饭馆，自己买点好的吃。”我说。
他说：“不行，在外边吃了，回家不吃，她要和我闹，吵，怎么办？”
他简直窝囊到家了，什么都怕，好多事都闷在心里。
……
真叫做时光荏苒，大概是2004年，他来了，嗫嗫嚅嚅地说：“你说那男孩都工作了（那个五岁带过来的小男孩，不觉已经体育大学毕业，当了教师，也结了婚。）现在要买车，也得我拿，你说，这这这……这家里一切开销都是我，她（徐妻）的工资全存起来，一文也不出。她娘家的药费、电话费……全是我呀。”
“那是你儿子，你不拿谁拿？”我忽然想起来了：“哎，他的生父呢？超过18岁，你的义务就尽到了。他那生父也不能一点也不管吧？”
老徐说：“他不能管？”
“哎？为什么？”我有点纳闷。
“人家离婚就因为这孩子不是人家的。”
我一听，这问题还复杂了。“那么是谁的呢？”我问他。
“唉，唉，不能说，没法说。反正这孩子不是他的……”
“噢，原来是这样，那是没法说。”我总算明白了。既然明白了，我就得表态，我笑着说：“这倒好，人家是只管云来雨去，不管经济负担。你收养了人家，那就得你掏钱，你不拿钱谁拿？”
……
2008年，老徐住的宿舍要拆迁，拆迁单位要给老徐120多万元让他买房搬家。没想到由此竟引出了大事。
老徐的妻子和带过来的男孩子商量：“我们买一套130平米以上的大房。选好的，地区好的。”压根儿不搭理这房子的产权人——老徐。
老徐闷闷不乐，来到我家发牢骚：“这家里好像没有我这个人……”
我还一个劲儿地劝他：“你老了，跑腿的事让他们去办好了。等‘定板’时你再出面。”
不料，一个月后情况大变。老徐带着他的女儿来了。他们说矛盾进一步激化了。老徐妻子和男孩商量说：“给她十几万，叫她嫁人得了。”那男孩说：“给她五万就不少。房子没她的事。”显然要“处理”这女孩。
那男孩有新买的房。老徐妻子已经搬出了，搬到哪儿不知道。拆迁办说：“腾了房子就给钱。”但人家只给“户主”、“产权人”——老徐。她们搬出拿不到钱，老徐父女还“坚守阵地”，没搬家。这一来，矛盾就更大了。
发展到这一步，外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女孩看清母亲和哥哥合起来要处理她。也就铁了心，坚决要跟父亲（老徐）一起过。
这就基本上摆出了不惜离婚的架势。
一周过后，他们离婚了。拆迁费老徐60多万；其妻60多万。
拿了钱就得腾房。老徐和女儿在石驸马大街租了一套房，住了下来。我也去看过他两次。他说女儿已经在编译局附近买了一套二居室单元，正在装修。既然买好了房，正装修。女儿也刚有了一份在博物馆上班的工作。暴风雨过后，情况好转，剩下的就是装修好搬回去，过安稳日子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我再去看他，那里说他搬走了，搬到哪里不知道。
既然新房在编译局附近，我就去编译局老干处去打听。结果老干处的李处长说，他们也找不到老徐了。把附近的物业公司访查遍了，根本就没有徐鸣珂和他女儿名字的产权人。后来他们觉得不正常，找到派出所报“走失”，派出所说单位没权报，必须是家属才可以报。这就是说，不但我找不到他，他的单位也找不到他了。那位李处长无奈地说：“老赵，咱们保持联系，不管谁找到，通个消息。”
差不多过了三个月，他女儿来电话了，说老徐已经住进人民医院。有了下落就好，我和老伴立刻去看了他。他躺在病床上，瘦了许多。我问他：“为什么搬走不告诉人？”他说：“一言难尽，钱都在女儿手中。不让我见人，见你，见单位的人。”
我问他：“现在你到底住在什么街？几楼？几号？”
“不知道，她着人把我抬进抬出，我也不知道。她们几个年轻人在房间商量事，也不让我听。电话也停了，她们都用手机……”他说。
这叫什么事！？这是一个亲生女儿，外人能说什么？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他。他说：“我不能回家，回去就得死。你想办法让我一直住在医院。我有时想吃蛋糕，没有钱。”我给了那个“护工”200元，这是唯一能依靠的人。可靠不可靠，我只能给他说了些客气话，请他在老徐需要时，下楼帮他买一点零星食品。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探望老徐时，他不在了。一位好心的护士告诉我，可能去了“二炮医院”。后来我找到二炮医院，总算找到了他。他已经是“皮包骨”了，哽咽着说：
“你给茜茜（他女儿）作作工作，她太不孝顺了。你赶快帮我想想办法，我不能回去，回去就得死。”
我赶忙去找值班大夫，大夫说：“他现在是体能衰弱，没有症状。在医院主要是‘治疗’，他没有‘症状’，就不存在‘治疗’，应该是疗养的问题。你是他什么人？你们尽快商量一下，最好送他到疗养院。”
换了医院，护工也换了，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她说：“每天我和病人，两个人的三顿饭，他女儿只给10块钱，说实话病人能有什么营养？”
我回家给他女儿打电话。手机关机。家在哪儿？不知道。
两天后，我再去二炮医院，护士说：“徐鸣珂出院了。”再问到了哪里。护士说：“不知道。”我又找不到老徐了。
过年前，接到编译局老李的电话，才知道老徐去世了。
他怕回家，他怕死，但他还是死了。
他窝囊死了。唉！窝囊也能死人啊！
要是1958年“五･一”他和已经要结婚的人结了婚呢？
如果没有那几十年非人岁月的洗礼，他会这样病态地窝曩吗？
他不甘心被“断子绝孙”。总想要自己的孩子。他没有想到：那和自己共同育有一女的妻子，似乎根本就没有和他“白头偕老”，共度此生的打算。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辛勤后半生，爱护有加的爱女竟这样回报他。他最最不明白的，也是他死不瞑目的，恐怕是中国传统的“孝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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