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挨完批斗回家照看孩子，已经是最大的恩惠与宽容了。（图片来源：Pexels）
无情的岁月像世代奔腾的黄河流淌不息，逝去的往事像空中飘浮的烟云转眼即逝。似歌似哀诉，记录了不知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的辛酸、生死离别的悲痛。回首往事，抚摸累累伤痕，掀开记忆的画面，不忍卒读。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炮火连天的文攻武斗，深深定格在我的脑际。记忆像一只永远被牵在我手上的风筝，一万多个日日夜夜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那是一场灾难，一场恶梦，痛定思痛，长歌当哭。
1957年反右时，对我在教育杂志和文艺刊物发表文章的每一个标点，每一个铅字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断章取义，出人意料的被称之为毒草，加上我出身于“罪恶家庭”，又被意外地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真不明白人为的一顶帽子，人们再也不用以前的眼光看我了，同学朋友像躲瘟疫一样远离我，得意门生仇视我。我多么渴望过一天没有担心受怕，奚落歧视，无忧无虑的日子啊！我真后悔，不该念书、不该参加工作，就不会有今天非人非鬼的下场了。我的体力可以承受“劳动改造”对我的“考验”，但一句污言秽语，一个鄙视的神色却可以使我彻夜难眠，刺得我心头流血。非常幸运，1960年我侥幸被起用安排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和我相依为命的母亲在我起用的第二年撒手而云。孤独的我在1963年和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结了婚，第二年儿子来到了我的身边，给我带来了希望和欢乐。
好景不长，打着鲜红的旗帜向科学宣战，向文化进攻，扫荡知识，践踏理智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我又被重新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轮流批斗，挂牌游街游乡。妻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在红卫兵的威胁挑唆下离我而去，不满周岁的孩子因是“地主羔子”、“右派崽子”，不让亲生母亲把他带走。从此我开始了当爹当娘的艰苦岁月，被撵出学校后，就住在村中属于我的那间年久失修的茅草屋里。这算什么家呀！没灶没桌没床。蜘蛛占满了所有的空间。我只好铺草为床，支土坯为灶，孩子放在好心人送来的破筐里，搁在不漏雨不透风的墙角。白天游乡时，我前挂牌后背孩，夜晚我在大队挨斗时，孩子在家任其哭嚎。在那虔诚同邪恶拥抱，朦昧和幼稚结合，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年代，我能挨完批斗回家照看孩子，这对阶级敌人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宽大和恩惠了。
一个冷雨敲窗的春夜，夜是深邃的，雨是冰凉的，我们几个“坏蛋”正在大队会议室里接受贫下中农吹灭灯的“教育改造”，怒斥声中伴着按头拧胳膊，拳打脚踢的疯狂动作，间或还有钝器落在身上。我只有两手抱紧脑袋任其摆布。长达几个小时的“教育改造”总算结束了，我已麻木不知疼痛，头晕脑胀得分不清东西南北。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牵挂着高烧的儿子。
在爱心的驱使下，我挣扎着起来，强支持着遍体鳞伤的身子，拖着灌铅似的双腿，强忍着撕心裂肺的剧疼，踉踉跄跄，走时爬地往家中走去，仿佛眼前每一寸路都在延伸着距离，当我万分艰难地走近家门时，屋内死一般的沉寂，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本能地推开柴门，急忙去摸破筐中的孩子。他一动不动，鼻孔内连微弱的气息都有没有，胸前只剩下刚能觉察到的微温。一种从没有过的莫名其妙的恐惧占有了我所有的神经，急忙点灯一看，孩子已紧闭双眼，脸上的泪痕依稀可见，四肢冰冷，面部的表情不知是痛苦，还是祈盼，不知是愤怒还是怨恨。身边还放着好心人送来的鸭蛋……。
我两眼一黑，瘫倒在筐前，当我苏醒时，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续雄鸡的啼叫，我发狂的亲吻着孩子，嘴里不住地念叨：“儿子！我亲爱的乖乖，爸对不起你是爸爸给你造的孽呀！你没有罪，你不该这样死呀！……”。
我没有了亲人，希望完全破灭了，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的价值，想马上离开这个使我受气、受累、受歧视的非人的世界。面对昏暗的灯光呆呆地坐着，怀里紧紧地搂着儿子，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不敢大声哭，也不敢高声嚎，生怕惊醒熟睡的儿子，只有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脚步声由远而近，在屋门外停下了，大声吼道：“天快明了，抓紧把孩子喂好，别耽误到公社游街。”我的心像刀搅一般，头像五升斗那么大，苦涩的泪水流了出来，觉得受压抑的感情将要沸腾爆发，我木讷地站起来，把孩子抱在胸前的怀里，用衣服裹紧，用绳子拴牢，幻想用爱心和体温唤醒这个幼小无辜的生命，给苦命的儿子最后的温暖。
万念俱灰，一切绝望，我又想到了死，纵然使尽全身力气，也无法拴牢上吊的绳子，欲死不能，痛苦使我全身颤抖，脑子里乱麻一团。远处的乌鸦哀叫了一声，我想它也有一个温暖的巢，我多么想有个温暖的家呀！家在那里？亲人在哪里？儿子、母亲和不是出自内心和我离婚的妻子在哪里？我的心碎了，泪也流干了……。
杂乱的鸡叫迎来了东方的鱼肚白色，我只有怀揣儿子去公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