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划过马头寨夜空，村里人说是日本特务的信号弹，民兵紧急集合。（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文革期间，村里有去镇上见过世面的，都说看了惊险激烈的反特影片，《英雄虎胆》、《羊城暗哨》、《徐秋影案件》。哎呀，羡煞旁人。看反特片，提高了“革命觉悟”之外，人们啧啧不绝口的是影片中的漂亮的女特务。看那大爷穿的破破烂烂，从镇上回来，一说女特务，就围上一群人听。大爷眉飞色舞：女特务穿美式军服的，那小腰一把能掐住；细皮嫩肉哇，眉毛画的比耗子尾巴还长还细、口红抹的像吃了死孩子。
就这样，随着电影的传播，村里普及了特务见闻，男孩子们的梦想多了一个：虽然张妈家的二丫最俏，还是要找个女特务当老婆。
一来二去，人们对特务那一套也有了些见识。首先从地理位置上，反特片里通常是台湾特务在接近香港的广州、国民党安插的间谍在上海。于是上海广州被认定为全国特务基地。上海来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去广州火柴厂工作回村里的人，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孩子们起哄，也会追着问：见过特务没？长得好看呗？被问的，不知怎么回答，笑一阵子就算混过去了这个话题。
时间长了，事情就没那么简单。
农村人好说：光说不练嘴把式。文革中期，村里盛行批斗，如火如荼。地富反坏右从东到西批了一圈又一圈，反坏地富右再从西到东转悠一遍又一遍，批来斗去，无非是多称了几斗麦子，少交了几斤米，再批不出新鲜玩意了。想换换口味怎么办呢？拉个不同类型不同典型，来批斗一番，也总得有个新鲜理由啊？
那时候，曲艺界有个事全国出名。领导让说相声的侯宝林检举揭发相声界的反动分子，侯宝林想来想去，揭发了自己，确凿的证据是妄想过第三次世界大战。好家伙，连脑袋里想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揭发材料了，阶级敌人隐藏得再深，也要狠狠的抓。农村人的智慧一下子被开发出不少，眼睛不光盯着一垛垛麦子大米了。
天上飞的特务
恰好一天，地里干活时，人们发现了几张花花绿绿的纸片。传单！繁体字的传单！台湾飘来的无疑！奇怪，听说台湾隔着海，传单咋就这么厉害，飘到山沟里了？大队长、村委会主任、民兵排长连夜赶去镇上公社开会。回来传达指示说：从台湾飘来气球撒下传单，这是要联系潜伏在身边的特务。后来问捡到传单的人，说图片不过是楼房铁路之类。
有了传单也就有了特务，台湾潜伏特务抓不到，抓个和苏修有联系的批斗批斗，也挺有意思。
地上跑的特务
村里一个在东北修过铁路的人，查来查去，就把他当成了特务给抓了出来。原因是他家墙上挂个照片。他穿着一件白衬衣，扎在裤腰里，露出牛皮带，右胳膊掐着腰，怪神气的。细看他脚下是一片绿草地。风吹草低从西到东的方向。有人起了疑心，这不是西方敌对势力压倒我东方红的暗号？
于是人家问他：“说说吧，照片哪儿照的？”他说：“东北工地边上。”
再问：“东北哪儿？”
他说：“边境，坐火车三个小时就到苏联了。”
太好了，抓了个现行苏联特务。开斗争会的时候，他说：“我不是特务。”
民兵说：“你都到苏联了还不是特务？”
他说：“我没到过苏联。”
民兵说：“你说的！坐火车仨钟头就到苏联。”
他说：“我说的是坐火车到苏联需要的时间。”
民兵说：“好哇，你连时间都算好了，还不是想往苏修送社会主义情报？”
他说：“三个小时，那是火车时刻表上写着的。”
“不行，你就是特务，你照片上有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特殊暗号。”
这样的对话重复几百遍。他怎样辩解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定地把他当成特务，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游斗。
声嘶力竭地斗够了，再让他交代交代怎样修铁路，火车怎样开过来，火车时刻表贴在候车大厅什么地方，让孩子们张着大嘴也算是开了一点眼界。
海里游的特务
修铁路的特务斗争了一段时间，又抓住了几个新的台湾特务。
有一天村子里来从福建了几个收尿硝的人。他们拿着大口袋，五毛钱一斤收购厕所里经过长年积淀起来的黄白色尿硝。他们说是福建一家炮场的，收购的尿硝用来制造鞭炮，点上火“刺儿”一声蹿上天。
农村生活苦，一年到头就靠一缸酸菜下饭。早上酸菜撒点盐，中午锅里丢几根酸菜再撒把盐，晚上依然是一锅酸菜汤撒把盐。这几个福建人吃不惯酸菜，也喝不惯红薯糊汤，其中一个年轻的弱弱的问：“你们一年到头就吃这个？”
都说：“是的。不吃这吃啥？”
那个年轻人两只手竖着并在一起，扭扭地做一个鱼在水里游的样子说：“我们要每天吃这个，还不如上那边去了。”意思是偷渡到台湾或是东南亚其他国家。大家听了面面相觑，10秒后反应过来，抓！
太好了，抓到一行四人的台湾特务，在村子里游斗。和修铁路的特务一样，他们被逼着戴上了广播筒糊的高尖帽子，敲着锣在村子里的碾盘上说：“我们是台湾的特务，收购尿硝不是制造鞭炮的，是制造炮弹的，准备反攻大陆。”
年纪大的那个感觉无聊，辩解说：“我们真不是特务。我们住在海边，是曾有人偷渡，但是我们没有偷渡，我们不是特务。我们的炮场是县里的炮场，有电话，不信你们打电话问问。”
民兵排长说：“可以给你问，给我们斗争几天再问。”
文革期间，广播筒除了能够拿在手里对着嘴广播，另一个用途就是制做斗争人的高尖帽子。广播筒是铁皮做的，戴在头上硌的头疼。这几个福建人戴着广播筒高尖帽子被当做特务被斗争了三天，挨着耳朵的地方，被铁皮磨出了血迹。民兵排长才到大队给福建那家炮场打了电话，证明他们四个不是特务。但是民兵排长说：“他们四个虽然不是特务，但有想往台湾跑的苗头，也算是半拉特务，斗争他们是正确的。”
各行各业的特务
随着人们脑子里关于特务这根弦越绷越紧，特务在村庄的出现，也就越来越多。
村庄北边有座高山叫马头寨，是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个著名战场，在历史里有记载。马头寨上残留的弹壳和没有打过的子弹，在文革时期，还能找到很多。寨上有口水井，井口盖着一个很大的碾盘，据说里边丢了很多废弃的子弹和枪支。
话说有天夜里，马头寨上腾空跃起一个耀眼的光团，冲天际滑出一道闪光，最后在寨墙上消失。
有人说：“不好了，特务在发信号弹！”
也有人说：“是特务们联络后，要抢出马头寨水井里的机枪。他们密谋已久啊。”
还有人说：“信号弹技术还行，肯定是日本特务。”
民兵们紧急集合，到马头寨上搜山、抓特务，摸打滚爬，三步一设岗，五步喊口令。折腾一夜也没有找到特务的影子。大家都很疑惑，有信号弹，咋能没有特务呢？上天入地啦？
第二天早上去上学，地理老师说：“昨天晚上，你们看到大流星没有？”
都说：“没有。”
老师说：“从马头寨上空飞过，滑出很长的尾巴，我给你们讲过，流星的原理……”
学生打断他说：“报告老师，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那是日本特务的信号弹。”
老师说：“是流星。”
放学回去，孩子们欢呼：“昨天夜里的不是信号弹，是流星。革命的枪枝有救了！”
民兵排长问：“放屁，谁说的？把他揪出来。”
孩子们说；“地理老师。”
民兵排长说：“这个民团司令王铁蛋的侄子，他企图瓦解我们民兵的斗志。”太好了，抓到第一个文化高的特务，大家兴致高涨，押住地理老师，墨水给他画个大花脸，代表世界地图，民兵也高兴批斗上升了一个文化高度。
特务多起来的日子，连小学生也没闲着。
老毛五七指示说：“学校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学校就开始不但学文，也学农学工学军。学文的课本早翻烂了，就几句革命口号而已；学农就是到工地上干活；只是没有工厂烟囱，农村的孩子学工没着落；学军最简单快乐，学校号召孩子们回家做木头枪和木头手榴弹。小学生就用一种叫做野合拐的木头做五颗手榴弹，磨得圆光水滑，挂在裤腰带上。有的还做冲锋枪，绑根栓狗用的红带子，挂在肩上，学潘冬子。
有了枪和手榴弹，学校就开始在夜里拉练。吃过晚饭，三年级以上到带帽初中都到学校集合。每个人都配戴手榴弹和步枪机枪冲锋枪，当然是木头做的。排着队踏着夜色，出去拉练。走到半夜，大家又困又渴。忽然带帽初中的同学从前边拐回来报告校长：“我们抓住了一个特务。”大家一下来了精神。
校长比学生还兴奋地说：“在哪儿？！”
几个带帽初中的学生碰碰磕磕押着一个壮汉走过来，说：“特务在这儿。”
壮汉说：“我不是特务。”
初中生们严肃地说：“他不老实交代，我们没收他的包，里装着几把刀子。”
壮汉说：“我凭手艺吃饭，不懂特务。”
校长叉腰指他的鼻子问：“咦，你不是特务，装刀子干啥哩？”
壮汉说：“我是个骟匠。”
农村把阉猪娃的人，叫骟匠。骟匠的刀子很短，很锋利，在猪娃肚子下隔开一个小口子，把猪娃的睾丸摘去，在刀口上抹把灰，就算是消炎药，说也怪，不出几天猪娃的刀口就长住了。这样的猪吃不多却专长瘦肉。
校长掏出手电筒，照了照壮汉的刀子，悻悻地说：“还真是骟匠，不是个特务，算了吧，把你斗了公社开会吃不上瘦肉。”
发电报骂娘的特务
一天夜晚，满天星斗。几个同学在稻场的石磙上坐着说：“当个知识青年多美气，过几天就能回县城里看看。”很羡慕知识青年，逢年过节都回到县城里去，骑自行车吃冰棍儿。
忽然同学咋呼起来说：“你们屋里有特务。”
“你看你们屋里有绿色的火团，一闪一闪，还哒哒响，不是在发报吧。”
往屋子里看去，真是有绿色的火苗一样的东西，一秒钟闪一次。
同学们奋勇争先向屋里跑去。
没有特务，是二伯坐在屋子里，手里拿着一个打火机，随着指头扣动打火，指尖就闪出绿色的火苗。
二伯抽不着烟，急骂起来：“狗娘养的，又没有汽油了。”
打火机里没有汽油，二伯就拿着打火机打来打去，试图点着火来吸烟。就像电影上特务的发报机，一闪一闪的发报呢。
二伯说：“狗剩，去你娘那儿借个火回来。”
同学狗剩就拿着一把麦秸，到灶台那儿加了一个火炭，放在麦秸里，回到家里一吹，麦秸着了，二伯点着烟袋咆吃咆吃吸起了旱烟。
围绕文革期间乡村的特务记忆，就像袅袅青烟，经久不散。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却是真实的生活。在那空洞贫瘠、枯燥无味的岁月之中，那些杯弓蛇影的疑心，高涨激昂的斗志，声嘶气竭的口号，啼笑皆非的误会，天上地下的盲目折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个年代的特殊的悲欢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