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阅读国文吸取古代经典中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我们已习惯使用白话文，因此不免探问：学习国文、古文的目的是什么？传统文化学者、纽约中城北方大学副教授曲铮博士在接受外媒采访时，针对此问题给予了回复。他说，我们语言不仅仅是沟通表达的工具，同时也是思考的工具，通过阅读国文吸取前人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古代经典传递了永恒价值，穿越时代。人们通过古文接受传统薰陶，并不一定是当下受益。
汲取前人智慧
为何要学习古文？如果只是学习沟通表达，学习白话文不就够了吗？
曲铮表示，学习沟通表达能力，当然是最直接的一个目的。但语言不只是沟通表达的工具，也是思考的工具；当头脑中有主意或灵感后，最初的思想可能是模糊概念，若要形成完整的思想或行动方案，就要借助语言来完成这种有条理、有逻辑的理性思维。把完整的思考过程用顺畅的文字和清晰的逻辑表达出来就是写作，而阅读和理解，是了解他人思想，同时锻炼自己分析判断能力的过程，也是借此学习前人的思想智慧的过程。
曲铮表示：“学习沟通表达只是学习国文的一个目的，而分析思考能力的训练，并通过阅读汲取前人的智慧，则是第二个目的。”
古文根底较好 白话文也会好
有人质疑，如果只是学习沟通表达，是否学习白话文就够了？曲铮表示，不尽然。现代白话文并非凭空产生的，是在古代汉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提高现代汉语的语言修养，自然要从古代汉语中摄取养料。
他解释，国文教育中的古文，多是千古流传下来的典范，即使身在当代，仍可以借鉴经典文言文中的谋篇布局、语词、典故运用、笔锋韵致、气势节奏。而且不只是汉语如此，英国中等学校必修的“English Literature”，其课程内容也绝不会落下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等所谓“封建时代”作品。事实上，古文根底比较好的人，现代白话文也写得比较好。
民初大师 从小接受传统经典薰陶
曲铮还提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文言、白话之争中，最支持白话文的大学者，无一例外的都是打小就受到传统文言文的薰陶，像新文化运动三大旗手胡适、陈独秀、鲁迅就分别自5岁、6岁、7岁开始背诵四书五经。
曾经有网友讨论，民国初年为什么会涌出那么多大师？为什么后来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教育没有如此高产？
曲铮说，有人做过统计，翻看民国初年那些大学者的自传、年谱，发现他们大多都是自小（4～7岁不等）就受到传统经典薰陶，其中不只包括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钱穆等在国学上有很深造诣的学者，还包括了林语堂、徐志摩、朱自清等以白话文章出名的作家。
有人质疑，古文作者所处的时代跟当代人不同，古代观念对现代人来说难免过时陈旧。
对此，曲铮解释，这个问题可借由章太炎当初在面对白话、古文之争时，所说的一个观点来回答。
曲铮表示，传统经典最重要的两类是经和史，经所涉及的是修己乃至治世，章太炎说“无论政体如何改易，时代如何不同，而修己之道，则亘古如斯。”而对于史部，他说“吾人读《二十五史》（注：二十四史加《清史稿》），法其可法，戒其可戒，非语语尽可取也。”
白话文教育也可教授翻译后的传统经典，为什么就一定要学习古文呢？
曲铮表示，能够看一看《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这些经典，每本书都有数十种白话译本，哪一个版本能够完全取代原本？而且很多时候古文翻译成白话后，只是表面的意思翻译过来，大家不妨试着翻译《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成白话，再拿来跟原文对比，就会很清楚了：原来的韵味、意境、气势、节奏很难翻译过来。
古代经典传递永恒价值 穿越时代
最后，曲铮表示，当今围绕国文教育中的古文之争，其实在衡量“学习古文有什么用”，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实用主义。一个人的内在素养，并不一定马上能透过某种测试衡量出来，传统智慧对一个人的正面影响往往是终其一生的；像3岁能咏《三字经》、《千家诗》，5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就曾感叹说：“少年时期学到的知识弥足珍贵，它令我终身受益。”
被誉为日本现代工商业之父的涩泽荣一8岁学《论语》，后来随汉学家尾高胜五郎学《史记》、《三国志》、唐宋八大家古文等，他一生参与的事业多达六百多项，晚年还把自己毕生从商的心得总结为《论语与算盘》一书。涩泽荣一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古人靠《论语》治国理政，我靠《论语》从商。”
曲铮表示，“古代经典中传递的永恒价值，是穿越时代的。通过古文接受传统的薰陶，学生的受益并不一定在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