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镇反”运动用莫须有的罪名，残杀、迫害了不知多少无辜的人。(网络图片)
一个叫许绍谦，“罪名”是一不法地主造谣煽动一。此人已六十六岁了，老态龙钟，一口一个“请求政府宽大”。他究竟干了什么呢？从揭露出来的看，最严重的一条，恐怕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居民委员会的一个“积极份子”指称的：有一天两人在一起看报时，许绍谦对这个“积极份子”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总司令了，此人厉害啊，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为这点事，竟然又是死刑立即执行。
“镇反”运动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简称──所谓“反革命”，则是中共权势者用来构陷对方、置人于死地且包罗万象的罪名。从一九四九年至今的近七十年一袅，中共用这个似是而非的莫须有的罪名，残杀、迫害了不知多少无辜的人。
一九五○年三月，中共发布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份子活动的指示》。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其中就把所谓“镇压反革命”列为全党的八项重要任务之一。七月，中共的政务院、最高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十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爆偏向的指示》，说什么“镇反运动开始后，一度出现宽大无边的倾向”，必须坚决予以纠正云云。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起，中共更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
杀人按“人口比例”定“指标”
一九五○年初毛泽东便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同年二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竟然讨论的是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并且“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说到做到了！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七十万，关了一百二十万，管了一百二十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中共一位副部长徐子荣一九五四年一月的一份报告。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盘国共捕了二百六十二万余人，其中“杀了七十一万余人，关了一百二十九万余人！先后管制了一百二十万余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三十八万余人”。以被处决人数七一.二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五亿人口的千分之四点二了。
又据一九九六年中共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一九四九年初到一九五二年二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一五七.六一万多人，其中八七.三六万余人被判死刑。“计划”杀千百之一，最后竟杀了“占当时全国五亿人口的千分之四点二一的人，超额四倍完成计划”！如此邪恶只能令人无语。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早晨，春天的成都常起大雾。我与邻家一个小女孩一起背著书包上学堂。从西门外的抚琴台跨上西安路，这是进入市区的必经之路。由于起雾，能见度很低，所以我们只管大步走，未细看前方。突然，一个端着步枪的大兵出现在我们面前，明晃晃的刺刀直端端地指着我们两人，凶神恶煞般对我们吼道：“站住，不许动！”
那个邻家的小女孩，当时就吓哭了。我毕竟是个男孩，又比她大几岁，所以没有哭，我说：“我们去读书上学……”那个兵不等我说完，便又吼道：“回去！你找死呀？”这个“死”字真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拉着我那个已吓得呆若木鸡的小邻居，一溜烟地向我家跑去。
这就是我亲见的成都著名的“三･二七”大逮捕早晨的一幕。此行动于三月二十六日午夜开始全市戒严，直至次日上午十点才解严。据当时的《川西日报》称，共抓捕了所谓反革命份子一千六百八十七人。从当时成都各监狱、看守所处处人满为患来看，肯定不止此数。而且据知情人后来透露，既无逮捕证、拘留证，也不说明捕人的理由，五花大绑捆起来就带走。弄出去就像装货物一样甩进有蓬的大卡车就拉走。其野蛮竟一至于此！
说艾森豪威尔厉害判死刑
一个月后，即在“五一”劳动节前，成都祠堂街人民公园，搞了一个所谓“公审公判大会”。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每逢过年或大的节日前都要开这种会，叫作“威慑敌人，教育群众”，也就是要杀鸡儆猴。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位。一是第一个被拉出来“公审”的名字叫张君励，与中国民社党负责人张君劢只一字之差。这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的人，张先生被指控的“罪名”是文化“特务”。此君的所谓“罪”，就是说他在报上发反动文章，骂了中共。而指控他的人，拿着一张纸照着读都读不断句，错别字连天，叫人听了莫名其妙。
比如说，“在成都临近解放前，还在报上大肆吹‘棒（捧）’成都的防线‘固若金杨’（汤）。”当审判人问他：这些罪是不是事实？”张昂首挺胸地答道：“文章是我写的，但那不是罪，两党相争各有立场，何罪之有？要是我们国军打胜了，这还是大功。”一个兵走过去就给他一脚，他大叫：“打倒法西斯！”最后他被判死刑。他上刑车时，他欲喊，却被绳勒住颈喊不出来。
这位张君励先生，年约三十岁，相貌英俊儒雅，书生气十足，但至死意气昂扬，面不改色。张先生就为几篇文章便被杀害了，真是：“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另一个叫许绍谦，“罪名”是“不法地主造谣煽动”。此人已六十六岁了，老态龙钟，一口一个“请求政府宽大”。他究竟干了什么呢？从揭露出来的看，最严重的一条，恐怕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居民委员会的一个“积极份子”指称的：有一天两人在一起看报时，许绍谦对这个“积极份子”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总司令了，此人厉害啊，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为这点事，竟然又是死刑立即执行。
惨不忍睹的杀戮现场
此后成都的“镇反”运动便进入了疯狂的大屠杀中，载着死囚的所谓“极刑专车”一天几批地从成都市内开向北门外昭觉寺附近一个乱坟岗和老西门外的抚琴台。“极刑专车”一出动，凄厉的警笛声如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就隔宁夏街关押死囚的市大监不远，有时我们正在上课，刑车警笛声呼啸而来，老师只好停下不讲。当时成都一天杀二三十人算是“吉日良辰”，多则五六十人，最多一次一天杀了将近一百五十人。大街小巷贴满了杀人的布告，几乎到了无空处可贴之状。许多杀人布告头一天才贴上去，次日便又被新布告覆盖了。每张布告上面尽是红叉叉，一个红叉就是一条人命！正如张献忠“七杀碑”上写的“杀，杀，杀．杀，杀，杀，杀”！
杀人方式血腥残忍
而我的家就在杀人的抚琴台附近。原来这里小桥流水，田园景色，宁静宜人，我父亲才选在这一地居住。这下好了，成了杀人的刑场了。
当时一到天黑，附近居民连门都不敢出。一天有个年龄比我大的邻居男孩张志强，玩耍中约我去看北门外昭觉寺杀人刑场的景况。我对此本无兴趣，但他便笑我是“胆小鬼”，旁边又有几个女孩也跟着起哄笑我胆小，叫我不好意思不去。结果到了昭觉寺附近杀人的刑场一看，真吓死人！
原来，那时杀人方法特别血腥残忍，行刑的刽子手按指示一律把枪刻意对准死囚的后脑袋射击，并为此还专门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在当局看来，杀一个人，就像打破一个罐子一样简单和随便。真是草菅人命的绝妙自供状。因此我们看见横七竖八地倒在行刑地上的那些死囚，“好”一点的还有一半或一小半脑袋，更多的只有身和颈子像个木桩，尸体都还是五花大绑地捆着，血与脑浆遍地都是。
我见此情景，顿时就想嗯心呕吐，回头就跑。张志强也大概受不了，也跟着我跑了，但那些恐怖的阴影，一生一世也留在了我的心里，无法驱除，挥之不去……
号召人人互相检举监视
中共在大陆掌权后，搞了无数次政治运动。这个“镇反运动”也是其中的一次。但每次运动，当局的“不二法门”就是所谓“发动群众”，实则就是煽动和利用一帮愚民来当打手，来作恶。“镇反运动”开始后，中共更是公开号召人人互相监督、监视，进行检举告密，甚至在报刊上公开表场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兄弟检举哥哥的所谓“好人好事”，以告密、当“线人”为光荣。
我的一位邻居叫向代康（字传贤），是我父亲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老战友，在四川军阀“三军联合办事处”管辖成都的年代，曾担任过成都市城防司令。当时向代康与我父亲和熊克武、刘伯承都曾同事相识，那时蒋介石未入川，甚至可以说四川还不归蒋介石管。而且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退出了军界，我父亲经商，向伯伯就在抚琴台附近办了个抚琴农牧场，饲养良种奶牛。
可是镇反运动一来，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要他们交代“杀害了多少地下共产党员”。
后来向伯伯急中生智，想起刘伯承当年与他同事──此时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主管当时西南军政，他便给刘伯承寄去一封挂号信。他后来私下对我父亲说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去试一下。万没想到刘伯承还记得他和我父亲这两位旧同事，很快就回了信。
信上表面看是一派“官腔”，大意是：我党的政策一贯是既往不咎，你们要理解和支持当前的镇反运动，过去的事说清楚就行了。今后欢迎你们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最后这句话值钱了。
靠刘伯承的信“过关”
向伯伯把这信拿出来叫那些人看，开始那些文盲积极份子还怀疑这是假的，我父亲说：“你们看清楚这公函信封、信笺是哪个单位的。”后来公安局来人一看，马上满脸堆笑说：“二位同志，对不起，误会，误会。”接着把手向那些积极份子一挥，示意叫他们滚蛋。那些积极份子刚才又凶又恶要吃人似的，现在却一个个像狗被主人踢了一脚似的，又丧气，又“委曲”地“滚”出去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来找过麻烦，否则我父亲和向伯伯不杀也得判刑。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奴性。但能有这种意外幸运的！恐怕也和今天中一彩票“头奖”的概率差不多。我父亲和向伯伯对政治早已厌倦，所以只要过了这个“关”，就再也没去找刘伯承，更不打算去参加“革命”。幸亏两位老人都离世得早，否则如活到文革，那还有活命吗？当然，更多的人等不到文革就完了。
也是一位离我家不远的邻居，叫秦仪甫，是四川大学助教。说他参加过国民党的什么特务组织，莫名其妙地就被枪毙了。还有个叫文子政的，是个营长，人家在徐蚌会战中接受“起义投诚”，资遣回四川。镇反运动一来，先是派出所通知他去“参加学习”，他还高高兴兴地来向我父亲告别，谁知“黄鹤一去不复返”，后来听他妻子说是关在成都宁夏街看守所（俗称市大监）里，一直生死不明。当然，再往后我都当“反革命”去了，就更不知其“后事如何”，肯定是凶多吉少。
“调统”特务遇上共党女特工
胡老板，因年深日久，已忘其大名，当时才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一表人才；用今天的话来说绝对是个“帅哥”。他就在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不远的西顺城街开了一家茶馆，家中比较富有，我都认识他。此人有“登徒子”之癖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喜欢泡妞。于是就经人介绍在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斗调统一）去挂了个名，以表现自己有钱又是官，好让女人喜欢。共产党一来，“调统”被定为特务组织，他赶忙去自首。由于他确实无任何活动。当时要抓的人太多，所以就暂时没有动他。时间稍长，他以为当真没有事了，老“毛病”又来了。
一天在大街上看见一女郎，穿着时髦，虽非花容月貌，却也楚楚动人，颇有几分姿色，他便主动去向人家献慇勤。谁知那女子十分大方，眉目含情，秋波频送。胡老板神魂颠倒，以为是难得的“艳遇”，身不由己地与那女子来到一深宅大院门前。女郎示意请他进去，他更是喜出望外。来到一屋内，他正探身向前欲与女郎来个“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说时迟，那时快，几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似从天而降拥而一上，两手“格斗擒拿功”就将他放倒在地，立马捆了起来。他开始还以为是中了“仙人跳舞”（即利用女色勾引勒索财物）计，连忙说“饶了我，我愿出钱”。谁知人家并不想要他的钱，只要他的命！
原来那女郎是化了妆的共党便衣公安女特工。专门在街上到处私查暗访，这所屋子是“镇反”斗争中特工设的秘密据点。美女特工的任务就是成天外出“艳服私访”以发现可疑之人。这天胡老板运气特好，偏偏就碰上了这条“美女蛇”。一查他胡老板是“调统特务”身份，那美女特工当然不提胡老板对她心存“非分之想”一事，那岂不太损“我党公安人员”的光辉形象了，那多没面子，于是一口咬定他“妄图杀害我解放军女战士”。最后的结果就去了昭觉寺刑场。这种“反革命”当然比较“另类”，但也可见这场“镇反运动”杀人之随意与轻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