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将阎红彦是文革中第一位自杀的省委书记。（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此时的阎红彦依然天真地认为造反派、陈伯达、江青代表不了“伟大”的毛泽东、党中央。是啊，那时所谓“为中共奋斗一生的革命者”，是很难认清中共本身的邪恶的。愤懑与不解、屈辱与绝望，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阎红彦活下去的勇气。黎明前4点多钟，阎红彦被发现服药自杀，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中共经常把其推崇的斗争哲学，比作历代帝王将相间的权斗，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就是从古到今一直斗，好把“战天斗地”的祸水泼到传统身上。
但中共的斗，从党内斗到党外，从个人权斗到路线对错，无事生非，无人能逃。尤以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见长，杀伤力古今独步。斗争中党定对错，举国疯狂，铲除异见，以斗为快。
文革运动是个极致，中共上将阎红彦是文革中第一位自杀的省委书记。
延安整风向高岗发难 惹毛不满
1931年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到山西南梁。1932年2月，谢子长利用“三嘉塬事件”，成立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政委高岗。谢子长借助阎的兵力解了刘志丹原二支队的武装，并一度软禁刘志丹，开除了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
2005年，前工人出版社编辑、“右派”何家栋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阎红彦的队伍就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把刘志丹的部队缴械了。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成分不好、纪律不好，老抢人家的东西吧，抢老百姓什么的。可是那时候，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开仓放粮，那就是抢，你说不是抢吗？他的队伍也是这么干，不这么干吃什么呀？就没吃的呀。所以这样一搞呢，就把刘志丹的人打死了几个，遣散了一批，就把刘志丹的队伍给瓦解了。”
1932年5月攻打甘泉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奉命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则奉命率三支队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进攻。刘志丹只给了高岗几十号人兵力，并且高岗很快撤退下来，不见人影了。阎红彦山西游击队的老班底几乎全部覆灭。临镇战斗一个月后，刘志丹引咎辞职，阎红彦做了游击队的总指挥，扬言抓到高岗“立即枪毙”。
1934年7月，阎红彦被派往苏联，到毛泽东1935年长征大逃亡到陕北时，谢子长、刘志丹均已死，高岗独享“革命果实”，受到毛泽东重视，成了中共西北局的书记。1935年年底阎红彦返回陕北时被冷落。1942年阎红彦在延安整风时向高岗发难，揭露他临镇战斗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毛根本不相信阎的话。
1945年中共的七大上，高岗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康生代表党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尽管后来毛泽东又打倒了高岗，但毛党魁向来就是“一贯正确”，记仇不计好。阎红彦因在毛恩宠高岗时反对高岗，深度得罪了毛。
反对公社食堂 被毛记仇
经过多年的冷落，1959年8月，阎红彦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1年5月10日，阎红彦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提出了六大问题，其中第二条是关于公社食堂的：“群众反映很强烈。我重点调查了三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
1962年8、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12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的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
这个文件直接戳痛了毛。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点名批评阎红彦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主观主义的求证”。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要求阎红彦在西南局会议上作检查，后彭真到云南检查处理此事。因云南省经济情况出现好转和邓小平等人的打马虎眼，此事当时不了了之。但中共和毛泽东对象阎这样的刺头，是不可能容得下心的，因此，阎的厄运也就成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喊停连载小说《刘志丹》 被毛利用
1962年1月，在中共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错误，被公开拿出来讨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一反常态地说道：“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反对彭真所说，彭真反唇相讥：“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可以批评，这不好。”
连周恩来都说：“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都是不行的。中央的责任是第一，大区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级都是盾，地、县都是矛。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
在毛眼里，“七千人大会”是要清算他毛泽东，这同样种下了刘少奇日后被批斗的种子。“七千人大会”上毛做了一些虚假的自我批评，暗地里他却对江青、康生说：“搞经济看来我们是不行了，还是搞阶级斗争比较内行一些。”江青深谙毛心思，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962年7月23日，阎红彦给写信《刘志丹》作者李建彤，阻止小说的出版，信中说：“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但李建彤没有理会阎红彦。8月上旬，阎红彦看到小说《刘志丹》连载，向康生报告此事。
1962年9月8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并写了一个“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会上念了一下，这句话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提出了“习、贾、刘反党集团”，后《刘志丹》小说案又升级成了“彭、高、习反党集团”，把彭德怀和高岗也划进去了。阎红彦与康生的一唱一和，为毛泽东重新祭起“阶级斗争”大旗提供了鲜活及时的材料。小说《刘志丹》一案牵连无辜人数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
文革遭批斗 被逼自杀
1966年，中共发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锣登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批判，阎红彦陷入深度迷茫。他感叹：“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瞬息万变，乱作一团。”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阎红彦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小心翼翼地表达了对文革的困惑。声音传到最高层，毛泽东新仇旧恨一起算。
10月9日开到28日，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等人召开了一个整邓小平黑材料的小会，阎红彦和昆明第一书记赵增益曾是二野三兵团老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有人揭发邓在淮海战役中动摇，被阎红彦和赵增益顶回，捅了马蜂窝。
很快，阎红彦被康生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指使北京“红三司”南下云南，揪斗阎红彦。11月，北京和昆明的街头都贴满了“打倒‘三反’分子阎红彦！”、“阎红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字报。各种大小批斗大会，阎红彦被轮番揪斗，有一次被连续批斗11小时。
1967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定，中共党媒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接着，云南当地的一百多个造反派组织掀起了批斗狂潮，勒令阎红彦必须到会接受揭发批判。1月4日，云南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为保阎红彦一命，将阎红彦接到了军事秘密基地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被抄家，省委书记赵健民被昆明造反派武装批斗游街。1月7日清晨，造反派闯进云南省军区勒令立即交出阎红彦。下午8时左右，秦基伟秘书传字条给阎：“我的处境很不安全。”阎红彦此时才感到泰山压顶，同时，阎还得知，叶剑英对于他的处境也无能为力。
最后压垮阎红彦的那根稻草，是他与陈伯达的电话通话。
1967年1月8日凌晨1点多，秘书叫醒了阎红彦，阎红彦接起了由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的陈伯达的电话。对方盛气凌人：“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气恨交加，指责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此时的阎红彦依然天真地认为造反派、陈伯达、江青代表不了“伟大”的毛泽东、党中央。是啊，那时所谓“为中共奋斗一生的革命者”，是很难认清中共本身的邪恶的。愤懑与不解、屈辱与绝望，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阎红彦活下去的勇气。黎明前4点多钟，阎红彦被发现服药自杀，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周恩来定性阎之死：叛党自杀
在阎红彦身亡后一周内，1967年元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会上周恩来是这样定性阎红彦之死的：“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叛党自杀。”
在谈及陈伯达和阎的电话通话，周恩来如此评价：“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打的电话，阎听后，问周兴怎么办？周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他们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安眠药几十片后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个态度，不但是压制群众，而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
中共给某人盖棺定论的时候，往往要铇人祖坟来佐证结论的正确性。为了把阎红彦叛党定性砸实，周恩来说：“他的父亲抽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她不请教主席，她不读毛主席的书”，“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给鸦片烟吃？反高岗后，阎背上包袱，平时也只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走向绝路。”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阎红彦主持了“平反”。
结语
中共不仅镇压反革命，也要镇压当初的革命者，这是党性的需要。打倒与平反，全在中共的转覆手之间，过程中时光、生命尽在流失，岁月无痕“党有恨”，中共播种下的斗与仇，却在中国人的空间场中弥漫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