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右一）开了一家肉铺，当上了“曾屠户”兼“曾老板”。（网络图片）
处决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被迫从组织内部清洗中共成员！各地政府都动了起来，调查中共成员的犯罪事实，逮捕的判刑，逃跑的通缉。看到这些危害邻里的痞子流氓终于被绳之以法，老百姓都拍手称快。
当年中共打着国共合作的名义，吃着国民政府的粮饷，却干着破坏北伐的勾当，一旦国民政府不要这个寄生虫了，它们没了生活来源，于是，中共就又想起了当强盗的老本行。但当强盗也得有“三四匹马，七八条枪”。不久后，中共所谓的南昌“八一起义”爆发。
国民政府开始清洗中共成员后，曾延生就逃离九江，投靠了南昌的同伙，准备和他们一起发动军队叛乱，离开了九江，在南昌实在没有他的位置，看他造反心诚，叛军让他担任“粮秣管理委员会”委员，负责筹集粮草。
中共的“南昌起义”一共拉出两万多军队，他们遵照苏联的指示，准备到汕头接受苏联运送到那里的军火。当时天气闷热，没有水喝，只好喝田里的污水，士兵成批的死去。两万多人，离开南昌后三天就逃跑了三分之一。当时因为逃兵太多，后来中共上层不得不要求人人都要互相监视，避免逃跑。
等到了潮州，中共的军队早就七零八落了，曾延山声称往城外筹粮，可人口密集的城里都找不到粮食，城外能有吗？实际上曾延生是找了个借口，摆脱了监视，当了逃兵，逃回了江西老家。
回到家，曾延生厚着脸皮和当地的中共负责人联系，谎称自己和队伍走散了。人走茶凉，江西早就没了曾延生的地方，他只好从书记又变成了什么“委员”。1927年10月，曾延生成了中共赣西特委，跟着另两个中共大佬汪群、曾天宇跑腿。
这个叫曾天宇的，现在的人很少知道他，当年，这个人可是赫赫有名，他和中共大佬方志敏是一个级别的人物。当地政府悬赏万金要他的脑袋。后来因为和老毛闹別扭，被当成AB团杀了。
1927年12月，曾延生奉调担任赣南特委书记。组织赣南暴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也没能像他期望的那样出现全面的暴动。1928年2月，赣县的大埠、南康的潭口、于都的里仁、桥头和信丰等地的痞子发动了一场暴乱。他们野蛮的打砸抢给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损失，让当地老百姓很愤慨。
“清共”后国民政府一直在密切注意这这些犯罪份子的活动，在全国通缉他们，曾延生是其中的一个。1928年1月，形势越来越紧张，曾延生和蒋竞英已经是全国通缉的要犯。“党组织”对蒋竞英一定要在上海生活，和丈夫两地分居，造成“党组织经费”的浪费很不满。曾延生也劝说她，上海不好呆，太显眼，不如去九江生活。蒋竞英勉强答应了。谁知道，这一去走的竟是黄泉路，再也没有回来。
3月23日，蒋竞英刚到九江不久，国民政府的安全部门突袭中共赣南特委机关所在地赣州古城巷二号，曾延生和蒋竞英等13个当地中共的头子被一网打尽。
蒋竞英吓的像祥林嫂似的反复强调她什么也不知道，可是，九江地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党团书记的头衔害了她，4月4日，她和曾延生因为组织煽动农民暴动，杀人等罪名，在赣州被枪决。死前，她还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告诉别人，她真的什么也不知道。这一点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中被称为“忠贞不屈”，“拒绝向敌人出卖同志、出卖党”。
曾家小儿子曾炳生比大哥曾延生小17岁，他还没来及念多少书，就被大哥带进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中。大哥在九江当上中共头目后，他被任命为“九江书店老板”，实质上这是中共秘密结社的据点。中共称这是“对敌斗争的残酷形势”的需要。可当时中共和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正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标准的合法组织，报纸书籍都可以公开发行，干嘛非要用“书店”的名义搞秘密结社？可见其中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被迫从组织内部清洗中共成员后，曾炳生也因为涉嫌跟随共匪杀人，抢劫等，证据确凿，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于1927年7月31日在九江被枪决，卒年23岁。
当年看到大儿子衣锦还乡，曾秀才非常高兴，虽然读圣贤书多年，他一直很难接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价值观。儿子这样“有出息”，他也很风光，甚至自己也想跟着儿子搀和搀和，穷了一辈子，要是能在儿子的帮助下富裕一下岂不是很好？
于是老秀才曾彩芹被儿子任命为中共“吉安县交通站站长”，因为手下无人差遣，还要兼交通员，不辞辛苦的为共匪送信儿。他在“清共”的时候给抓了，后来，看他老，也没做什么直接杀人防火的事，就给放了。
曾延生的革命生涯短暂而没什么突出的地方，他最高做到九江的中共地委书记，后来，加入中共四年就送了命，还赔上了比自己小14岁的妻子和小17岁的弟弟。
第二部 土匪曾山“闹革命”
对二儿子曾洛生，也就是后来中共的内务部长曾山，曾老秀才从来都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尽管他尽心教他读书，可这个二儿子脑子从来不用在正道上，除了长的块头很大，其余的似乎都不令曾老先生满意，特别是这个老二办事情似乎总是精明的过了头，因此而找出一些麻烦来。
1915年，锦源村发生了一次大水灾，锦源村几乎整个都被冲毁了。曾家和其他村民一样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这个时候，老大曾延生早已在外谋生，老三曾炳生才12岁，碰上荒年，16岁的曾洛生不得不外出打工。他翻山越岭来到离家两百里以外的赣州市东门外天竺山，在一家做丝线的作坊——裕丰泰栈房，专门学做丝线手艺。
栈房的老板和曾洛生是老乡，知道这是曾秀才的儿子，就尽心教他做丝线的手艺。因为曾洛生认字，能帮着管管账面，所以出外做生意也带着他。他们一起肩挑丝线担子，翻山越岭，到龙都、安都、全都、安远、柔郭等别的市场去卖。这生意太苦，曾洛生攒了些钱后就回到了吉安老家。
跑的地方多了，曾洛生脑筋比原来活络多了。在他看来，要挣钱就得从有钱人那里挣，肉是有钱人吃的，于是回到吉安老家后，曾洛生又到一家屠户那里学了两年屠宰，并开了一家肉铺，当上了“曾屠户”兼“曾老板”。
那个年头儿政府不插手具体的管理，各行业都是由本行业的行会管理。曾家的肉铺不守行规，常常以次充好，弄出很多矛盾。曾洛生还常常偷税漏税，拖欠行会的管理费，各方面都对他很不满。但曾洛生却认为钱是卖猪肉挣的，干嘛要交管理费？就顶着不交，也不服管理，因为从来没有碰到过曾洛生这样的“不法商贩”，所以行会也拿他没办法。
这事情一直拖了两年，直到有一次，终于，曾家肉铺的肉出了大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引起了大面积“食物中毒”，官府都要来介入了，于是行会加进来，老账新账一起算，罚了“曾老板”24两银子。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