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过了13年没有“除夕”的大年。（网络图片）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大年，国务院宣布全国不放假。此后，“革命化春节”一直持续到1979年，中国人没有过黄历“中国年”整整13年。
“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出炉
1967年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这年，18岁的上海玻璃机器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正是发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他投书《解放日报》，在全国最先发出倡议：“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这封“革命造反派来信”刊登后，章仁兴在厂里大出风头。然而，这封信其实不是他写的。1967年伊始，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器厂动员人们不回家，就地“抓革命，促生产”。上海玻璃机器厂总是得风气之先：第一个成立工人“造反队”、第一个夺了厂里的权。这一切，皆因出了个潘国平。潘国平曾与“四人帮”主犯王洪文共同发起成立了“工总司”，一度人们只知道“工总司”有个“潘司令”，不知道有“王（洪文）司令”。
对于过年不回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理所当然积极表了态。不久，他就被厂里管宣传和政工的“造反派”头头找了去，拿出一封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章仁兴被挑中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厂里小有名气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要回乡探母。这就使得他成为过年不回家的豪情“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文化大革命革了大年的命
1月2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三十一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春节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
仅仅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布了过年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
虽然不放假，大年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这年的这一天，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就规定，过年不准提前发工资。“上海人民公社”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的机构，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串联补贴’、‘生活补贴’、‘活动经费’等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手段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阴谋”宣布，他们以前的签字许愿一律作废。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革命化春节”破了过年这个“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观园、大市场、大喇叭”的最大“四旧”。
1976年那年起，13年没有过年“除夕”。（网络图片）
没有年“除夕”的大年
1967年的新年静悄悄地来到了。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时30分才准点下班。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针织漂染一厂的技术员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跟他同一个车间的小张，他的初恋对象。小张是来求助的。就在刚才，一个学生跑来给她的“反动学术权威”父亲通风报信，说“造反派”要在大年夜来抄家，过个“革命化的春节”。小张怕家里那些“封、资、修”的书籍被抄走，希望在刘其舜家暂存。他立即答应了。
晚上9时，刘其舜陪小张回家探听动向。还没到门口，就听见楼上传来乒乒乓乓的砸东西声和“老实交代”的吆喝声。两人远远看着，不敢靠近，小张只是默默地流泪。刘其舜只能陪着她一圈一圈地绕，同时一遍一遍地说：“别怕，别怕，有我在……”两家之间步行只要15分钟，但这一晚，他们一直走了7个小时。
中国的“年”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复苏的。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
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过年休假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