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都想要移民去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些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受益，也有能力让他们的亲属和子女继承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可绝大多数还是首选让自己的亲人移居海外，让自己的子女出生在海外甚至放弃中国国籍。到底是什么让这部分人也无法在中国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
要理解他们的感受，我们不妨先看看中国和西方政府在面对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这两件大事中的具体表现。疫情爆发后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都造成了重大威胁。面对疫情，西方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基本都是：首先分析病毒特性和疫情发展规律，在保证民生的基础上颁布一系列出行和聚集限制令，降低传染速度；接下来全力开发疫苗和特效药；在高效疫苗开发成功后尽快在民众中推广接种，最终实现群体免疫并逐步开放让社会生活恢复常态。虽然各国步调并不完全一致，但方向还是统一的，并且基本上都对国民做到了信息透明，让大家了解政府的计划和实现开发的具体指标，并帮助民众做好恢复生活生产的物质准备。中国的应对方式就很不相同。疫情初期，中共政府第一时间做的是对国内外隐瞒疫情，直到无法隐瞒后突然对武汉封城，但还是拚命隐瞒真实的感染数字和重症死亡率。接下来就是长达三年的对外封闭和对内不同城市地区轮番休克式封城隔离。大家不知道病毒的真实起源和特性，不知道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感染程度和趋势，不知道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具体应对方案和实施计划，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限制出行、强制居家、拉去方舱以及多长时间才会恢复。中共开发出的灭活疫苗虽然被充分证明其低效且副作用较严重，但出于莫名其妙的政治原因就是不肯引进西方高效的疫苗。当三年后全国人民都以为疫情可怕必须长期封控时，中共又突然全国躺平式开放，搞得所有人措手不及，连最基本的退烧药都储备不足，导致极高的死亡率。一个是信息透明计划详细安排充分，一个是完全相反一无所知一切皆有可能，大家更愿意生活在哪种社会中可想而知。
俄乌战争发生后西方主要国家对战争的定性（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和态度（支持乌克兰反侵略）上是一致的。这毫不令人意外，因为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追求是这些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因此他们政府的对策也是高度可预期的：对俄罗斯的谴责制裁及对乌克兰的人道帮助和军事支援，区别仅仅在于力度的不同而已。这些国家的民众很明确自己政府的立场，也可以在个人生活中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避免与俄国企业做生意）。反观中共政府呢，则态度暧昧不清，至今不给该战争定性，明面上也不站队支持任何一方。中国民间舆论则分为两派，一派出于意识形态站队支持俄国，另一派则出于正义良知支持乌克兰，但官方似乎也没有刻意压制任何一派的发声。具体行动上，中共不肯配合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但军事上目前为止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支援俄国。中国的普通百姓对此恐怕是十分不安的，万一中共头脑一热（这是很有可能的）公开军援俄罗斯，那将引来国际社会的制裁升级，使中国本就凋敝的民生雪上加霜。
中共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头目们都特别喜欢“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有的是把它当作口号来叫，似乎体现了诸葛亮那种事必躬亲的美德，但很多官员也确实享受那种权力带来的快感和对控制欲的满足。从治国的角度来讲，一把手凡事亲自指挥是否有其弊端呢？
很多事情换个说法就会显现其本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听着很正面，但刻意强调“亲自”不就是说这些事情本来不应该由其直接干涉，实际上就是军事上最忌讳的越级指挥吗？越级指挥的弊端是低效和混乱。越是大型的组织，其领导者就越难把握所有基层的实际情况，那么越级指挥就会偏离最优解决方案，造成效率低下。同时越级指挥还容易造成政出多门的现象，基层执行者可能接到来自不同层级相互矛盾的指令，混乱难以避免。
在中共这种下级对上级负责，领导有绝对权威的体制下，一把手亲自指挥部署还会造成一种独特的弊病：中层官僚的的不作为。不同领域都有相应的专家组成的中层官僚服务于具体部门，他们应当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具体事物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可是一把手喜欢亲自指挥，那万一他们的专业方案与一把手的思路相牴触怎么办？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一切听从上意。在缺乏反馈机制的中央集权下，一把手频频发出与科学精神不符的指令就不难理解了。特别是无论结果好坏，最终在僚属的吹捧中都会被当成功绩，更加膨胀其自负的骄傲心理。中下层技术官僚只能放弃专业知识转为揣摩上意，普通百姓只会感到天威难测不知何时祸从天来。莫名其妙的抗役政策，稀里糊涂的对外关系不都是上意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明证吗？
大国应当如何治理？中国古老的道家和儒家思想给出了启示：无为而治。在我看来，无为而治就是管理者不必对一线具体事务亲力亲为，而要充分依赖各级系统组织各行其是，顺其自然让国家或组织达到治的状态。作为最上位的管理者，他的主要工作应当是建立健全这一系统，或曰国家体制，使得国家事务可以在此框架中自然运转，接下来一把手的工作就只是监管和维护这个系统就行了。要想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先期完善的体制设计和建设就至关重要，而这恰恰是中共政权的缺陷所在。
一个完善的国家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美国是一个较好的例子。美国独立之初，建国国父们正式组建联邦政府前首先做的就是聚会讨论美国的国体和政府组建方式，并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其最关键要点包括对国家价值观的确定和对政府权力的约束。美国的价值观是对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追求，历经两个半世纪至今并无改变。在这种稳定的价值观指导下，美国政府对待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态度是高度可以预期的。比如对俄乌战争的态度，美国总统不必要也不可能亲自帮美国人决定该支持哪一方，他所能做的只是顺应国家价值观的要求去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并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具体支援行动而已。美国宪法还确立了民主制度下政府轮替和各政府部门间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制度，甚至极端情况下国民有权用暴力推翻政府，这保证了社会层面的自我纠错机制，最大限度限制了政府利用公权力行恶的能力。美国宪法杜绝了个人独裁的可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担任两任后主动卸任为后继者做了最好的榜样。美国宪法除了历史上有限次修正案的增补和唯一一次内战以解决黑奴问题，基本上保持了总体的稳定。美国建国者们的一次努力，确保了美国未来不再需要一个伟人再来一次“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实现了在宪法框架下的无为而治。
相比之下，中共建政后在这些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呢？在国家价值观方面，口号上宣称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但那也只是未来的目标在现阶段无法实现。中共对于现阶段政治经济具体政策一直改来改去，除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它都不确定。一会儿搞计划经济，一会儿又搞市场经济；一会儿企业公有化，一会儿又搞私有制改革；农村一会儿搞公社，一会儿又搞包产到户；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内也一会儿出个资本主义司令部，一会儿又出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以到底应该坚持党内谁的领导？党章宪法时时改，主义思想年年加。连政治课本都没法自圆其说，最后干脆一股脑归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什么叫与时俱进？就是它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说都对。这种情况下遇到国内外重大事务普通百姓甚至中基层官员都无法确认中央的态度，只能等待高层指明方向。所以中共的一把手无为是不可能的，它若无为那么下面所有的人就只能躺平不动，字面意义上的无所作为了，否则多做多错的官场箴言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政府组建上，中共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三权分立之类的权力制衡和民主制度下的社会纠错机制。党政不分，军政不分，政法不分，总之一切政治挂帅，一把手党政军一把抓。这样大权独揽且下级官员仅对上级负责的情况下，还不是上面为所欲为，何来制衡监督？就靠它们挂在嘴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一个有兴趣建设一个完善的具有自我监督纠错功能的组织系统，哪怕是为了延续中共的统治。相反，它们无比热衷于修改宪法党章以体现个人权威，目地就是为了个人大权独揽。但这种情况下中共作为执政党在各项原则上就毫无定力，随着党魁的更替甚至个人性格的转变而左右摇摆。大政方针随时180度转弯，历史承诺说不承认就不承认，国际协议说撕毁就撕毁。这会给中国国民，与中国有经贸关系的世界各国，甚至各层中共党官们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一定是巨大的不稳定感和随之而来的对自身人身财产安全的忧患和恐惧，结果就是尽可能的逃离，包括那些体制内看似受益的群体。
我不是说美国的体制完美，也不是说中国应该全方位效仿美国。不同的国家可以且应当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并有针对性的去设计符合各自实际情况的政府组织形式和结构。但价值观一旦确定不可轻易改动，政府架构也要有权力制衡约束机制。而这些恰恰是中共政权没有做也不想去做的，这才是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