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学大师蒙文通。（网络图片）
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人。他被誉为超级的“跨学科”人物，其论述方面之广，层次之多，近世几乎无人可比。他在哲学及哲学史方面，从先秦儒家、诸子，到汉代经学（今古文）、道教，再到中古以后的理学、佛学（唯识、禅宗）、道学；在中国史方面，从三代以前的古史，绵延而下及宋史；在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边民族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历史地理方面，从上古昆仑到四川地方，从《山海经》到《水经注》，他是无不涉猎。至于史学史、经济史乃至气候史等，只是其闲暇之余捉刀。
幼年时的蒙文通即聪慧过人，他五岁入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古文，不到两年全能背诵，直到晚年都能成诵。1906年，他进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分设（附属）中学（现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读书，1911年被选拔入四川存古学堂（1913年改为四川国学院）读书，深得经史诸大师之言传身教。1915年，蒙文通即撰成研究论文《孔子古文说》，其议论精深，发表于《国学荟编》1915年第八期。
1921年，蒙文通到达重庆，任教于重庆联中和省二女师等校，向学生讲授宋明理学等课程。1923年，他来到南京，拜谒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与之商讨古文与今文之学。后又进入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主办的支那内学院，潜心研究佛学。在此期间，他写就研究论文《中国禅学考》和《唯识新罗学》，深得欧阳大师赞赏。
其后，蒙文通先后在国立成都大学、中央大学历史系等任教，并于1927年写就其平生最为重要的著作《古史甄微》的初稿。在书中，他将上古族群分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三系，并由此推导出古史三系之说。
1933年，蒙文通应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先生之邀请，与钱穆先生共同执教于北大历史系。在北大他主讲周秦民族史、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深受学生欢迎。三年后，他前往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7年，在日军全面侵华后，他拒绝撰写“中日提携”的汉奸文章，因而率全家向南逃难。后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东北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写就《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古地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始》等重要学术著作。
据其友人回忆，蒙文通为人忠厚热情、古道热肠、疾恶如仇、不畏权贵。他对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事件和行为从不苟同姑息。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蒙文通，就因其渊博的知识和对经学、史学、诸子百家、佛、道、二藏、古代少数民族的极其严谨的蕴涵着科学预见的精辟而广博的论文，以及高尚的人品而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并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然而，在中共建政后，在钳制思想的专制高压下，身为国学大师的蒙文通亦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四川大学党委有意向将其打为“右派份子”。其中一个叫缪钺的御用文人，跳出来攻击蒙文通说：“你为何不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死抱着封建传统文化不放？”而四川省委出于不愿砍掉蒙文通“这面四川国学研究的学术大旗”，出面暂时“保护”了他，但蒙文通还是被迫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四川大学还将他本该评为一级教授的职称贬为二级教授。
在从1957年到1966年的近十年期间，“夹着尾巴做人”的蒙文通还是写下了不少学术著作，如《殷周社会研究提供的材料和问题》、《中国的封建地租》、《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熙丰变法》、《宋代的商税》等。
当血雨腥风的文革开始后，蒙文通率先被红卫兵打成了“封、资、修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被剥夺了其教职和人格尊严，勒令他劳动改造，并强迫他天天打扫公共厕所和做重体力劳动。
1968年6月的一天，蒙文通正在打扫四川大学的一个公共厕所，一个红卫兵公然向其身体撒尿。一股“士可杀，不可辱”的冲天怒火使一直以来饱受摧残和侮辱的蒙文通怒不可扼，他冲上去就打了这个畜生两个耳光。这下可闯下了滔天大祸，在红卫兵大喊着“蒙胡子打人了”后，一群红卫兵冲了进来将蒙文通打翻在地，并将其拖去开现场批斗会。这群红卫兵还拔出手枪威胁和恐吓蒙先生要他交出他的存款：“蒙文通，放明白点，这是最后的机会，你不交出存款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
当时的情景，正好被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年教师伍仕谦和唐嘉弘看见。他们后来回忆说：“我们看见红卫兵把蒙先生抓进批斗会场，几小时后蒙先生出来时手里拿着被红卫兵剪掉的胡子，他的‘爱国胡子’已被剪成侮辱性的三角形，身体已被毒打得变形且浑身是伤，他被押送回家后不几天就含冤而死。”在蒙文通被迫害至死后，红卫兵还污称其是患癌症而死。
冤死的蒙文通死后犹未得安宁。据川大唐嘉弘回忆，“蒙胡子死了，开了一个以斗争会代替的‘追悼会’，正面悬挂着蒙胡子的放大像，加两条黑叉。台上跪着一个戴高纸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个上去进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儿子……”
悲哉！不知当年迫害这位国学大师的红卫兵们是否为当年的罪行忏悔过？不知批判自己生身父亲的儿子是否为此而痛不欲生？也许，这样的惨剧我们只能在专制的制度下才会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