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台北101大楼。（图片来源：Pixabay）
自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满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大时代下由英国起始的工业革命浪潮先后袭卷全球，不仅是武器，人类的生活方式也起了巨大变化；回顾这段人类历史，时代的巨轮并没有因为人世的沧桑而停止转动，其国际情势的诡谲、复杂多变，中国国内各方势力割据、兵马倥偬……1949年中共窃取中国大陆后，历次政治运动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竟有6033万人，远超过对日抗战和内战的死亡人数3800万人，亦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总合。然而，悲欢离合从不由人，纵然血泪斑斑，但那仍是一段值得细细回眸、深思体会的历史。
台湾立法院举行“反渗透、反统战、反共谍”记者会。（图片来源：中央社）
反共先驱 早于半个世纪的洞见
从一国两制香港梦碎、封控致死的荒诞残暴，到目前台湾宝岛所遭受的文攻武吓，从而全球结盟兴起的反共态势，也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而已。在此之前，这不是主流；大家一同编织发财美梦才是王道，撒旦红魔的渗透就在这看似繁华、欣欣向荣之际，在欲望和贪念的驱使下悄然在全球蔓延。
然而，有一位智者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如此写下远超过当代的真知灼见：
1952年智者在证道词中写道：“世人往往因为失望、悲观、苟安、自私，就丧失了他当初对上帝的信仰，致使恶魔猖獗，正义渐泯，坐视‘反神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蔓延全球，以致人类相互间，只有欺诈、恐怖、暴力与残杀的存在！”同年，他强调说：“决不能如今日朱毛奸匪那样借‘土地国有’的名义，对国家所赋予人民的土地为所欲为，以便其奸党伪组织将全国土地完全收集起来，归于他一个‘专政’魔王毛匪的掌握，完成国中唯一‘大私有主义’的大地主。”
1956年出版《苏俄在中国》一书，并写道：“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书中也详实记录了考察苏俄后的心得：“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1962，他忠告：“撒旦一旦从狱中被释放出来，力量可能非常强大。撒旦的化身共产主义不仅与上帝作战，而且有意耍弄上帝。”
1966年9月28日，智者宴请教师时公开宣讲：“（共产党）疯狂的驱使中学、小学学生，充当‘红卫兵’，来断送我们的历史，破坏我们的文化，毁灭我们的伦理道德，使之根本不成其为一个中国人的可耻可痛的禽兽社会。”
同年：“今日以我们复兴文化，对毛匪毁灭文化的作为针锋相对，就正证明了我们对毛共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亦即精神与物质的斗争，自由与专制的斗争；根本就是文明对野蛮，道德对罪恶、光明对黑暗、人性对兽性的斗争——亦就是保卫伦理、民主、科学的文化，来对毁灭民族、民权、民生的灾祸的斗争！”
苏共乃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图为孙中山与蒋中正合影。（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汲取教训建设地方 民生为要富足台湾
此智者不是哪位学者专家，正是与共产党交手多年的蒋中正（1887年～1975年），字介石，浙江奉化人，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成功后，1928年南京政府正式成立，形式上统一中国，但实际上仍延续“联俄容共”之策并听信了俄共谎言，误以为如此还能壮大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蒋中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八年对日抗战坚苦卓绝，然而长年来“联俄容共”之祸已现，即使对日抗战胜利，最终还是丢失了偌大的中国大陆，对此蒋中正深深痛悔，珍惜抗共宝岛台湾之情也详述在日记中：
1949年10月，金门古宁头国军歼灭九千共军，蒋中正写下：“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
1950年2月15日，日记写道：“实为二十余年之奋斗所得之基业完全被其颠覆殆尽”、“余如再不出而负责，则仅存之台湾最多不出三月。”
蒋中正日记由美国史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珍藏。（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目前，蒋中正日记由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珍藏，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曾在美国之音节目中，详述了蒋中正的痛悔与他对台湾宝岛的珍惜。郭女士表示，1949年是蒋中正日记写得最多的一年，直至1950年的日记几乎篇篇都是在反省到底是如何丢失了中国大陆；从外交、军事、经济各层面，包括反思在1946年民情不成熟下，过早行宪等疏失，乃至个人性格钜细靡遗的检讨反思，他在日记自省时写下：
“几无面目在天地之间”
“自杀以谢国人”
“轻浮急躁，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决，以致无人进言，不能集思广益，折衷至当。”
蒋公写字。（网络图片）
对比投共、携重金逃至港澳美，抑或保节自杀的众多国民党大将要员，蒋中正选择了忍辱负重的改革之路，期许能从挫败中负起责任切实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经济改革之路，既已失守中国大陆，不能再让共产党以谎言赤化台湾宝岛，深切的痛悔与自省，也是后来台湾切实施行土地改革的缘由起始。
至今，台湾仍保有完备的土地改革文书档案，并陈列于台北火车站前劝业银行旧厦，土地银行历史展览公开当时完备的地籍和地主资料，工整的文书字迹，足见国民政府是如何稳健推行民生政策，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障台湾人民的私有财产，并以和平方式逐步于1949年施行“三七五减租”、1951年“公地放领”及1953年“耕者有其田”等富利农村的民生政策。
也几乎是在同时段，对岸中共以武装暴力进入农村基层，成立所谓的“人民法庭”就地对原土地持有人进行残暴的批斗审判，以“杀土豪、分田地”举措“共产”了全国土地，根据学者研究期间至少有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奸淫虐杀地主妻女等兽行更是不计其数。
中共血腥残暴，照片中的地土夫妇惨遭活埋，光土改就造成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网络图片）
再无可退 守住民主宝岛台湾 推动地方自治第一人
今日台湾，贤达名嘴百家争言，选举政见公开辩论，手工计票透明快速，选举当日就可以得出选举结果；公共展览馆公开陈列并检视228事件，坊间图书关于228受难者资料随手可得，有人说是威权统治、有人说是国共内战的延伸、共谍渗透等等，但回眸历史、检视历史现场，对于今日台湾的民主，蒋中正乃是第一推手，开放党外参选地方首长的第一人。
回眸历史、检视历史现场，对于今日台湾的民主，蒋中正乃是第一推手，开放党外参选地方首长的第一人。（图片来源：中央社）
50年代风雨飘摇，仍是戒严戡乱时期，蒋中正为了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当时就想施行地方自治，但遭到国民党内人士大力反弹，批评蒋中正不切实际；况且当时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口只占本地台湾人口的13%，肯定是会选输本土台湾人。
50年代的台湾风雨飘摇，仍是戒严戡乱时期。（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然而，蒋中正却认为，回首当年之所以会丢失偌大的中国大陆，就是因为没有认真执行孙中山总理的遗教，因此蒋中正还是决心要施行乡镇市长选举、中央直辖市的台湾县市长以及省议会选举。对于初次的选举，为避免混乱，仅折衷将每次的选举范围缩小，把台湾21县市分8批次选举完成。
但这惊天动地、从未有过的首次人民直接选举还发生了饶富趣味的插曲，也可以从侧面观察到蒋中正守护台湾的真性情。
台中市长选举为第一批次，台湾中部第一大市第一次的选举就有3人参选，其中国民党为林姓参选人、非国民党籍参选人为台中本地世家代表杨基先，杨基先遥遥领先国民党参选人。
当时，国民党内议论纷纷，要是第一次选举国民党就失手，以后怎么走下去……终于蒋中正也忍不住了，拿起电话就打给了当时的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1949年～1953年），嘱讬吴交代下去让姓杨的自动退选；吴国桢曾留美求学受民主薰陶，当然知道此事不妥，但还是按蒋中正的要求办理。蒋中正还在日记中写下：“国桢来电，杨某答应同意退选，态度良好。”但蒋中正也马上感到后悔，又写下：“此举似有不当。”次日，吴国桢向蒋中正建言，表示此举错误，当日蒋中正在日记中再写下：“国桢甚啰唆，但是余有错，所以只好忍耐其啰唆，缓言告知……”
第三天，蒋中正还是再三思量……终于在12月29日，蒋中正又打给吴国桢，请他通知杨某：“允其继续参选。”蒋中正当日在日记中写道：“余心稍可慰也。即使本党失去选举，亦无愧也。”
吴国桢通知杨某后，杨某大方参加，果然以高票当选第一任的台中市长。无独有偶，后来才举办的首都台北市长选举，又再出现了本土黑马候选人吴三连，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根本不是其对手，最终还是由非国民党籍的吴三连当选第一届台北市市长。
中共擅长文宣统战、歪曲历史，为达目的刻意把蒋中正污蔑成“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着专书大骂蒋中正是“帝国主义走狗”、“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半个世纪过去了，孰圣孰魔？看看现在两岸人民实际的生活、检视两岸人民主自由的程度，昭然若揭。
蒋中正与蒋经国合影。（网络图片）
污蔑的用意何在？继承蒋中正民主理念、开放党禁报禁的蒋经国总统曾写道：“（中共）对蒋个人极端诬蔑，诋毁，诽谤，侮辱，使无立足余地，不复能为反共救国革命领导中心。”（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一九四九）
今日，笔者深感中华民族，无论身处何处，已无资本再次重蹈覆彻，唯有坦然的省思回顾，才能汲取深切教训，识破红魔统战谎言、笼络人心的卑劣手段，回归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屏弃撕裂、争斗的党文化，方能迎向自由光明的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