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防部长白崇禧和阎锡山太原合影。（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48年末至1949年初，分别发生了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和平津会战，属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1949年4月1日，国共代表团在北平市进行“和平谈判”，由南京政府派出张治中为团长。4月13日，张治中以电报通知李宗仁与何应钦，周恩来面交“国内和平协定”一件（内分八条，二十四款），又上蒋介石电报称一到北平后，共党意在逼降。期间，李宗仁、张治中几度逼蒋介石出国。4月19日，国民党党政军召开长达六个小时的紧急会议，拒绝共党所提实际是“投降协定”的所谓和平协定。4月20日，由时任行政院长何应钦为代表断然对所谓的和平协定予以拒绝。共军于1949年4月21日横渡长江。
1946年，蒋委员长跟何应钦（左三）、白崇禧（左四）、关麟征（左一）、张发奎（左二）、胡宗南（右二）、王耀武（右一）、汤恩伯（后排左二）等高级将领合影。（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49年5月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在广州成立的反共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反侵略大同盟。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如此陈述：“……及共军渡江，上海战事日紧，中华民国政府大部分机关已迁至广州。一日，应行政院院长阎锡山邀，晤之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两党党员，以学校教授资格者，惟余一人。”
1949年8月10日，阎锡山出席“反侵略大同盟”，并以《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对美国白皮书之观感》为题做了致辞，详细分析了中共仅仅用三年时间打败国民党的原因。
阎锡山分析道：
第一条，中共不是“政党”，而是“乱党”。中共除了拿暴力夺取政权，还特别注重“宣传”，而且中共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使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相信中共是“土地改良主义者”、“内部的改良者”（与苏联不发生关系）、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的铁托（指毛会像南斯拉夫的铁托一样不受斯大林摆布）。由此动摇了中国的军心，沮丧了中国的民气，渐渐由厌战而变为反战，由反战而变为主和。
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最大巡洋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众投共。（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第二条，中国经济落后，工人生活困难，思想苦闷，思想容易左倾，工潮日益扩大。中共火上加油，挑动斗争，扩大风潮，造成顺势。国民政府疲于安抚应付，此为逆势。
第三条，中国是农业国家，土地私有，佃雇农生活痛苦，中共通过“没收”与“分配”两个横暴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共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但没收的做法，造反者可以这样做，政府怎么能够施行呢？国民政府不能打杀地主，只能实行“二五减租”，是为逆势。
第四条，国民政府要尽力保护人民，而中共是乱党，可以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中共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中共在其占领区通过分地收买了1200万人，即控制了5000万壮丁；控制了5000万壮丁，其余都是老弱妇孺，也就等于把2亿人全控制了。
1949年的共军。（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第五条，国民政府征粮、征兵、征税需要通过法律，中共则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中共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
第六条，国民政府又要实行民主，又要剿共，左支右绌，政治效能非常低。中共集权独裁，政治上统治力强，而且不受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里饮，那里有草那里吃。
第七条，中共以世界革命做号召，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而国民党则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
第八条，造反易，守成难。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
总之，中共是世界历史上集造反之大成者。中共利用这八条把人民组织起来，再张起铁幕。等于造成一个烂泥滩，再好的汽车开进去，也是马力愈大，陷的愈深，损失愈大。共产党此种战略之下，我们的军队愈坚强、愈深入、愈吃亏。国民党焉能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