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赵紫阳。(网络图片)
1983年3月17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一次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常委的汇报会。在会议中间陈云拿出准备好的讲稿，一条一条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胡耀邦。陈云批评胡耀邦的语气很重，有的地方用词很尖刻。胡乔木等希望全党都知道陈云对胡耀邦的严厉批评，邓力群在既没有向邓小平报告、也没有向书记处请示的情况下，在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传达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赵紫阳从胡启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问他有没有这么回事，邓吞吞吐吐。赵紫阳说：“原来不是说要开个会定一下吗？怎么还没开会就捅出去了？立即打电话，不要扩散!”邓小平最终决定这个关于传达陈云批评胡耀邦的会议不开，还说“胡赵格局不能变”，赵紫阳在天津得知这个决定。但是，开会的事已经传开，海内外沸沸扬扬，以为这是一次倒胡行动，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胡耀邦独立思考，为人直率，敢于直言。毛泽东逝世以后，在两件大事上胡耀邦出了大力。一是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立了头功。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亲自主持下，单是解放出来的高干部，就有6,000多人，为改革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在这两件事上他冒了很大的风险。他做好了这两件事，使压抑了多年的一股力量释放了出来。这股力量是改革初期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当然不会让步的。但他思想比较解放，对知识份子比较宽厚。因而对批判文艺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够坚决。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内的一些老人对他早就不满意。邓小平对他也不满意。他也有缺点，如好即席发言，轻易表态，难免有疏漏，被人抓着了不少“辫子”。知识份子却喜欢他这样，认为这才是平民领袖的形象。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发表了一篇该报记者张戈非的一篇纪念胡耀邦的稿件，表达了知识份子上述看法：“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
为了进一步研究胡耀邦这个人，2004年6、7月间，我两次访问了胡耀邦的老朋友胡绩伟。他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我们是同行，他对我谈话很坦率。他认为，胡耀邦注定要被整下台。为什么呢？他不仅要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要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下解放出来；他不仅要突破“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个人极权，而且反对树立新的个人极权统治；他不仅要纠正毛泽东那一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反对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任何变了新花样的假社会主义。这就越来越威胁到某些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胡耀邦最终成为某些人推行新的专制主义的政敌。胡绩伟借给我他写的一本书：《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其中就有他说的这一段话(第304页)。
胡耀邦虽然使一大批被毛泽东打倒的干部平了反，复了职，但由于胡耀邦有了上述思想，有些老干部复职后对他并不满意。左派们不时地向胡耀邦发起攻击。1981年初发生的“社论事件”是左派和胡耀邦的一次小小的较量。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组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写成的，其中有些话是胡耀邦的原话，这些话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也讲过，稿件由胡耀邦审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再作《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可以说，这篇社论完全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
为便于局外人理解，我对中国这个时期的“左”、“右”稍作解释。简单地说，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就是右，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就的左。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左当然是好的。在左字上加引号，表示“左”不是真左，“左”不是好的。在改革年代，激进改革者被说成右，顽固保守者被人称为左。中国的改革过程应当以反左为主。这是时代决定的，也是改革的任务决定的。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提出了“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说法(1995年赵对本书作者说“我已经改变了。”)。这就是政治上排除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经济上排除改革开放的阻力。赵紫阳的这两句话反映了当时一些领导人的思想和作法。胡耀邦不同，他主张在经济上反左，在政治上也要防左，反左。
从中国改革总的要求来说，胡耀邦是对的。但他由此就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
当时，胡乔木等人总是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就是批评这种倾向，阐明了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因而触及了左派的痛处。他们向邓小平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反左，有20多处，却连一处反右也没有。”“讲党的历史只讲‘左’的危害，没有讲陈独秀右的危害，王明后期右的危害。文章似乎给人一个印象，二十年来一贯‘左倾’”他们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小平找一些人来谈这篇社论，邓小平说“总的说，问题不大，不像反映所说的毛病那么大。那些同志把问题看得太重了。”
“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是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实际上给左派以口实，以便他们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来取代中央的“以反左为主”的方针。胡乔木等人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通报。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胡耀邦。通报强调反右，还说“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给《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打电话，要他承认这篇社论错了。并劝胡绩伟不要说这篇社论是胡耀邦主持撰写的。胡绩伟理解为，这是要他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胡耀邦错了。胡绩伟想：当时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党中央主席，改选胡耀邦继任。如果胡乔木把这个通报发到全党，必然使大家认为胡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可能影响对胡耀邦的选举。因此，胡绩伟给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不得而知。“社论风波”就此停息。
进入1983年，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明显的成效，但城市改革的动静不是很大。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将改革向城市全面推进？邓小平主张改革可以向城市推进。陈云阵线的意见认为，还应继续贯彻“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总体改革应放在“七五”计划期间。胡耀邦按照邓小平和意见，千方百计地将改革向城市推进。
1983年1月20日，他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报告，题目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有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胡耀邦在讲话中还强调：“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1月21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公开发表了这篇讲话摘要。
这个讲话触怒了陈云和他的追随者。尽管胡耀邦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意见，但在组织上他被人抓住了辫子。当时党的另一重要领导人赵紫阳出访未归，而涉及这样重要问题的讲话，他又没有和其他人协商并取得共识。胡耀邦这个讲话引起了一场争论：是改革服从调整还是调整服从改革？
按常规，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应当以党的文件全文发下去。但胡乔木不同意发。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史会留下一个空白，怎么向后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坚持不发。为什么胡乔木敢这样坚持？他认为讲话全文没有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向邓小平谈了这个意见，邓小平说：“这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没有四个坚持？这个稿子不能发。”后来，经过胡乔木修改，加上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胡耀邦的讲话还是发下去了。
2月16日(大年初四)，胡乔木让当时《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王若水去他家中，对胡耀邦这个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人民日报》宣传了这个讲话。胡绩伟回忆说：“乔木的谈话那样声色俱厉，好像把他对耀邦的不满都倾吐出来了。”胡乔木说：“对中央负责同志个人的批示、谈话，不要马上忙于宣传，弄得过份不好。”“中央同志有些讲话是在个别场合说的，根据这些讲话作宣传更要注意。”“中央的某一次会议，哪一个人的某一次讲话，不能作为宣传中心。”“紫阳同志在耀邦同志离京前，曾当面和耀邦同志谈过，改革要有步骤，不能一轰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税。改革要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不能一下子都去搞承包。”他还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请我修改，我改了一次，临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还是有问题。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但文件已经发到县上去了。当然，整个讲话是好的。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的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开了才几个月，十二大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说胡耀邦的报告“把个人利益强调得过份”，“把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放在一边。”听了胡乔木的批评以后，胡绩伟认为：“一个书记处书记能够对总书记进行批评是很好的事，但最好是对总书记当面讲，或者有总书记参加的高层会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自己直接领导的下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的同志这次什么也不在乎了。胡乔木同志不只批评全面改革，批评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而且给耀邦的讲话扣了一个违背十二大精神的大帽子，指责人民日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征兆!”(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胡绩伟说的“危险的征兆”变成了危险的现实，并由此引发出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
1983年3月17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常委的汇报会。由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和副主任宋平汇报。小平主持，陈云等老人都参加了。没想到，在会议中间陈云拿出准备好的讲稿，一条一条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起胡耀邦来了。如，胡耀邦曾说过，财政赤字是假的。陈云在发言中说：“国家财政赤字是确实的，不是假的。耀邦。”陈云批评耀邦时，每批评一件事，后面总是像老师对学生的口气，亲切地称呼一句“耀邦”。陈云还批评了胡耀邦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看法，“说‘一五’时期搞156项是走了弯路，这种看法不是史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他愤慨地说：“连‘一五’都要改？”还问胡耀邦：“还要不要十二大决议？”因为十二大决议中有“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对陈云的批评，胡耀邦没有辩解，不停地点头认错。看来，陈云憋了一肚子话，这次一吐为快，一共讲了十条(《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说陈云讲了十条)。
陈云还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地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练。”陈云批评胡耀邦的语气很重，有的地方用词很尖刻。邓小平没有想到也不愿意陈云会这样批评胡耀邦，有点不高兴，说：“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胡乔木等希望全党都知道陈云对胡耀邦的严厉批评。会后，胡乔木找陈云商会议记录、发言整理出来，然后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陈云同意胡乔木的意见。赵紫阳等就准备开一个会商量这件事。赵紫阳说：“书记处可以准备，准备。这件事到底怎么讲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讲。”开会的事胡乔木从陈云那里领来了令箭，却没有向邓小平请示报告。邓力群说，这是胡乔木“可能有点疏忽”但是，邓力群在既没有向邓小平报告、也没有向书记处请示的情况下，在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传达了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
这次会是1983年过年后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当时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大概是3月17日下午)，说是中宣部长邓力群要接见与会代表。我们乘车到中南海。等了一段时间以后，说邓力群来了先合影，再听报告。我们在院里排了一个半园形的队伍，为照相作准备。不一会，一辆高级轿车从中南海西门开了进来，一直驶到我们这个半园形队伍的当中。邓力群一步也没有走就站到了为他安排的中心位置。当时站在第一排的人看到汽车直冲自己而来有点紧张。合完影后就进到里面作报告。这次国内工作会议由徐占琨负责简报工作。记录当然也是他的事。他也让我作一份记录。记录交上去以后，再没有退回来，也没让向下传达。正是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他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上也传达了这个内容。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把《红旗》会上的这份传达记录稿送到了中央，胡启立才得知此事。
赵紫阳从胡启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问他有没有这么回事。邓吞吞吐吐。赵紫阳说：“原来不是说要开个会定一下吗？怎么还没开会就捅出去了？立即打电话，不要扩散!”就在中央还没有最后定是否要开这个会的时候，胡乔木、姚依林竟然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问习仲勋，习仲勋说不知道。又问胡启立，胡启立也说不知道。习仲勋认为，在总书记、常务书记、中办主任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有人发出召开批评总书记会议的通知，这是很不正常的。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作了工作。邓小平决定这个会不开，还说“胡赵格局不能变”。赵紫阳在天津得知这个决定。但是，开会的事已经传开了，海内外沸沸扬扬，以为这是一次倒胡行动，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但是，赵紫阳却对这件事的性质持不同看法。他1995年12月16日对本书作者说：“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对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作法有意见。我也有意见，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时并不是想把耀邦搞下来，包括陈云。也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赵紫阳认为不是什么“宫廷政变”，但他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也没有说死：“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赵紫阳从天津回来后，胡耀邦到赵紫阳家看望。胡对赵说：“那个会不开了。”还说：“外面对开扩大会很担心，以为中央要出什么事了。”赵说：“这些只是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只是个助手人才，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我也不认为乔木和力群有非分之想。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事后，胡启立对赵紫阳说：“耀邦对你说的同舟共济很高兴。”(以上关于1983年批评胡耀邦的情况来自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本书“附录”)
情况可能不像赵紫阳说的那么简单。胡耀邦回忆说：“1983年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乔木反映过来后，破涕为笑，谈别的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第38页)胡耀邦还说：“1983年那次会是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同上，第43页)
就在陈云批评耀邦前后，姚依林和宋平联名给中常委和邓小平写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计委工作很难做。这封信没有什么反应。小平确定不开省委书记会之后，找姚依林谈了一次话，说：“你那封信有股情绪。”姚说：“我也承认有情绪。”赵紫阳曾向本书作者谈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他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赵主张不要追求速度，胡主张提前翻番。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从胡耀邦对李锐的谈话来看，胡耀邦认为增长速度在4%-5%之间，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只有7%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胡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在陈云批评胡耀邦之前，小平找紫阳、耀邦、乔木一起到他那去谈了一次话。小平说：“今后经济工作由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主要决策和发言，不要政出多门。书记处只管大事。”客观地说，经济工作应当由国务院管，胡耀邦管得过多是不合适的。他曾找国务院的几十位部长一一听取汇报，并即席发言，这些即席发言，部长们当作指示。由于他不是主管经济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他的有些指示使部长们为难。1983年初胡耀邦主张“包字进城”也有过粗、过急的问题，赵紫阳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围绕那次陈云批评胡耀邦经济汇报会引起的风波，是不是一次未逐政变？是不是要胡耀邦下台？这要有分析。从赵紫阳等国务院这个角度看，的确是经济问题的争议；而在左派那里，是不是要借此机会要胡耀邦下台？是有这种可能的，但还要有新的史料证明。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中，对这次批胡事件，用“拆台”二字，我觉得在现有的资料情况下，比较妥当。吴江认为，这件事明显地暴露了在改革问题上两股势力的较量，胡耀邦首当其冲。
（本文略有删节，摘自：《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