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X平台/杨恒均）
【看中国2024年2月8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澳大利亚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2月5号因间谍罪在北京被判死缓。有评论指出，中共持续搞人质外交，杨恒均事件对骑墙派造成恐怖影响，王军涛则认为，习近平抓杨恒均案更多的是判给中国人看，为了示警中共国安法律的严厉。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接受《看中国》采访时分析，目前澳大利亚基本上跟美国看齐，不管中共怎么制裁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对中共还是有三大强硬措施，第一就是清空间谍；第二是在中国的周边打造一个地缘政治的围堵圈，不让中共势力在海上扩展。澳大利亚是美国最大的盟友，要进口美国的核动力潜艇等；第三，在高科技领域封杀中共。
王军涛透露，他和杨恒均有私交。“杨恒均是我很好的个人朋友，我每次去澳洲的时候，他都来找我，他当时搞了一个圈子，他很多网友都是支持民主自由。以我的观察，杨这个案子可能跟国安系统的运作有关系，中共给出的理由包括拿境外势力的钱、出卖了44份绝密情报等，杨都矢口否认。据BBC报导，澳洲媒体说，因为杨恒均和他的老师冯忠义教授都在中国被抓过，抓了后，当局明确说不许泄漏他们被抓的情况，和被抓前被调查的案件情况。
中共调查杨的一个朋友是澳洲的一个记者，据说中共怀疑他是澳洲刑事部门的，可能杨出来就告诉这个人了。所以就以这个借口惩罚杨恒均。因为习近平一上台就制定了一系列很严厉的国安法律，这些法律就是为了个人独裁保驾护航，所以拿杨恒均开刀问斩就是想向世人说明国安系统在这方面作业非常严厉，这个国安法不是空的。
世界各国都有这个问题，如果法律立了之后要拿案例，一般不光是有国家权力机构施法，而且要有案例来解释法律。
像杨恒均这个判案更多是给中国人看的，澳大利亚总理表态其实也挺复杂，要知道杨本身在中国国安机构工作过，其实美国给予这样的人身份都是非常非常慎重的，澳大利亚可能比美国还要紧的多。
在这方面，西方政府的表态一直比较犹豫，就是因为对于在中共公安系统内，或参与过威胁自由民主世界利益活动的，或参与过政治迫害的这些机构工作过的人，西方政府能做到总理发一个东西已经很不容易了。”
王军涛并不认为杨真的是间谍。
“他的简历显示1999年到2000年，他自己说那时已经跟国安脱离了关系。中共国安系统有几次洗牌，其中一次重新洗牌是在江泽民上来后曾试图控制这个系统，之后好多国安系统的人就脱离了关系。
有人说他从87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做公安，也有人说他是89年以后转入的公安，有人说他到了香港再转入国安。他在国安系统工作中可能就负责监视，比如中资公司在香港的活动、监视海南的干部，但可能不是对西方有威胁性的那种角色。
很多人认为，他既然在要害部门给中共卖过命，他这个结局是活该。但也有人说，他在传播中国民主理念方面作为民主小贩起了很大作用，也有人说，也许这个就是为了让他有一个掩护的身份。”王军涛告诉《看中国》。
赵兰健：杨恒均事件吓坏骑墙派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杨恒均被判死缓事件引发墙内外恐怖蔓延。
他说，处置杨恒均基于30多年前他被派驻香港做间谍期间，杨出卖情报给台湾，之后30多年杨恒均经常出入中国境内外，并和中共官方、民间、舆论社群有特别多来往。中共依照30年前的理由，判杨恒均死刑，令海外华人和国际社会深感中共的恐怖和残忍。
我在墙内有体制内的朋友熟悉杨恒均，杨恒均的人生际遇很令他们羡慕，无论是金钱收入、国际关注度、娶年轻老婆。杨恒均一直被视为中庸之道的最佳受益者，被称为骑墙派代表人物。即能贩卖民主，也能怀拥五毛。
杨恒均被判死刑引发广泛关注，源于海外类似杨恒均一样的骑墙派，有感于人人自危的处境。中共一直向国际社会派出大量安全人员，这些人在国际社会和中共之间，承担沟通与配合工作，收获着“民主”“人权”带来的社会荣誉和经营成果。
那些为杨恒均震惊的光环名人，其实已觉察到自身处境危险。一个邪恶的极权社会体制，残害生命和杀人只是随机概率问题。杨恒均们的幸运，源自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走向世界才需要杨恒均这些掮客去游说国际社会。
这些被特殊培养的职业特工们，在严苛的极权管制下，从未有过自由的自主选择权。宣传民主和人权，是杨恒均内心的一种逆反向往，是对一直存于内心恐惧的反映。
而终究杨恒均的身体是诚实的，如同用脚去选择移民路径一样，杨恒均选择了五毛意识形态的染香作为生活伴侣，这也是杨恒均这样八面玲珑的人，真实的内心写照。
中共对杨恒均宣判死刑，更是对国际社会人类文明社会次序的一次挑战，势必对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交易交流产生影响。当今的世界主流社会，没有哪个国家或企业，会愿意和纳粹一样的残暴国家、组织、个人交往。
因此，杨恒均被判死刑，不只是对骑墙派造成恐怖影响，更会对国际企业和资本产生恐惧影响。
中共持续人质外交
“人权观察”亚洲区主任皮尔森(Elaine Pearson)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杨恒均遭重判显示中共针对澳大利亚的人质外交并未停止。“归根究底，如果法治不被尊重，又如何能建立紧密的跨国商业关系呢？很多中国法律，订立过程并不透明，条文定义又模糊不清，造成外国人沦为人质外交的工具。”
前澳大利亚国防部政策分析员、目前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担任研究员的郝杰明(Benjamin Herscovitch)指出，人质外交一直是中共惯用手段。澳藉记者成蕾稍早获释时，正好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态度开始软化的时候。“中国似乎是要和澳大利亚政府交换条件，非得要让澳方就范，才释放被羁押的澳大利亚人。”他说。
郝杰明相信，外国政府反制中共人质外交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中共予取予求。皮尔森也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应强烈要求释放杨恒均和在中国遭任意羁押的人士，并提醒民主国家和中（共）国交往时，必须经常将人权列为推进双边贸易和安全关系的重点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