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指，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大陆的年青人都只是官僚资本的棋子，或被推往赌局的筹码。中共对青年人的鼓励或提供的出路，其实都是把他们导向作为官僚及裙带利益集团的器具。（Getty Images）
上星期的文章结尾提到，在1980年，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开放之后才两年，有一位青年人潘晓投稿《中国青年》杂志，慨叹《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到了今天，在所谓大好形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者所谓民族复兴的情况下，不是说已经全面小康了吗？为什么45年后的当代大陆青年人，仍然要讲“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育、不买房”的“新四不主义”？又说要做“淡人”？这前后两者之间，今天那说法的悲观调子，为何似乎比从前更甚？
不要忘记中间还出现过所谓蚁族、韭菜、内卷这类说法。中国大陆青年人面对的困境，显然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现象，只是形式及表现方式在转变而已。
在改革开放前及起步初期的情况，为何会令潘晓当年认为人生的道路越起越窄，这个暂且不探讨。但4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青年人确实长期处于一个不曾突破过的相对困境。就算物质生活有改善，很多青年人仍然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景，长期被压在社会的底层，长期都只是中共宰制下的那种强国国家机器的小螺丝。就算有少数成功突围的另例，都不能改变青年人都要面对的普遍困局。
有一个阶段，大概在80年代中期之后，大陆有一个说法，指社会出现了一种所谓“脑体倒挂”的现象。当时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开放还不足10年，沿海城市边缘的大量新兴工业区，主要是从事来料加工制造业。其特点劳动力密集、对劳工的技术及学历水平要求不高。当时还未至于有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往城市，因此工厂的管理层需要以高薪竞逐相对有限的劳动力。这形成了“脑体倒挂”，脑力劳动工作者，虽然可能需要较高程度的教育，需要作出决策及判断，收入反而低于基层体力劳动工人。专上学院毕业的，具有其他高等教育学历的职场新来者，薪酬就更低了。在这情况下，便出现了所谓“读书无用论”。有被大学取录了的学生，情愿放弃学习机会，早点投身职场，希望更快赚更多钱。
当年甚至有部份具有官媒推波助澜，宣扬放弃读书，叫青年人提早下海。又劝说那些家庭条件较差的青年，倒不如及早投身经济改革开放的大潮，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及自己的生活提早打拼。这种论调，令努力准备高考，以为可以透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年轻人幻想破灭，甚至令一些人对大学教育产生负面观感。
幸好这情况持续了不太长，到90年代邓小平南巡，推动了第二波经济改革，产业结构也出现转变。前期的经济发展，令人民口袋的财富增加，内部需求开始膨胀，也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另一元素。对政府而言，似乎认为又为年青人提供另一个战场，就是青年人的“创业潮”。对当权者而言，年轻世代有创造力，而且没有其他包袱，如果不想打工，早点创业除了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多元的选择之外，还有助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但事实上，下海营商及创业的结果往往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少年轻人输掉了自己及家人的积蓄，最终还是要打回原形做职工。
后来，中国产业结构也开始转变。分散及小规模为主的工业体系，慢慢转化为讲求现代管理的大、中型企业。海外资金不断涌入，内部的财富也逐渐累积，加上加入世贸，推动了企业发展。中共也推行更大力度的国企改革，把原先由国家及集体拥有的单位转移给私人经营，或者向市场转化。这个过程中，大量国家资产及机会被官二代及革命二代摊分包揽。很多新兴行业，也被具裙带关系的官富阶层盘踞。没有这种关系的年轻世代，当然也可以因此而得到就业机会，或者可以有较高的收入，但经济利益主体仍然是集中流向于具有背景的人及集团。
当前中共发展出来的那一套，被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那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是集团性的独裁；也不是资本主义那种自由经济。那是一个任由官僚及其衍生的利益集团，利用一个受操控、分配严重向既得利益及政治权势倾斜的“官僚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那是一个对国家资产及财富进行的掠夺及分赃游戏。过程中，大部份年轻人只能成为这个游戏的棋子，成功的例子当然有，但更多就沦为道路越走越窄的中国新青年了。
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大陆的年青人都只是官僚资本的棋子，或被推往赌局的筹码。中共对青年人的鼓励或提供的出路，其实都是把他们导向作为官僚及裙带利益集团的器具。
在当前中国大陆经济逆转的情况下，加上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的青年人不但道路越走越窄，更可能是已经走上了一条越来越难看见出路的穷巷。
（文章仅代表作者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