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并不能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图片来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7月13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正鑫综合报导）在中共三中全会之前获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受到关注，分析指农村集体经济并不能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而作为中共权力金字塔的底座，县域财政与经济危机已经爆发，中国经济也堪忧。
农村集体经济并不能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是否意味着中共三中全会将会推出重大的经济政策，使农村重回计划经济，甚至重返昔日的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然而，观察人士指出，实践早已证明,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并不能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若农村再走回集体经济大锅饭、甚至人民公社的老路，农民只能会更苦；农村只能会更穷；农业也只能会更危险。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要重返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前长期实施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
7月13日，据美国之音报道，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副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在经济下滑和发展困难重重之后，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土地私有化，以此提振经济发展的活力。但是现在却逆着时代发展的潮流，以法律的形式强调集体经济和公有制。“如果要回到人民公社，那就是共同贫困，而不是共同富裕，所谓的根本利益，完全是党的利益，党要巩固政权、对社会控制的利益，而不是人民本身的利益，这个根本是一个谎言。”
他说：“不仅没有把耕地或者其它土地私有化，现在还甚至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一些地方已经实施，让农民住进楼房，然后把宅基地拿回来，把它集体化，把它公有化，所以现在他是走相反方向的。”
旅居美国加州的文化学者吴祚来认为，中共以顶层设计来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把传统社会中的经济自由、保障私有财产和生命财产等个人主权，纳入到所谓的集体，或国有的编制之中。但是，强化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吴祚来说，去年和前年习近平还在强化农村的土地承包，但是在几年的疫情之后，特别是在国际形势进入冷战状态，中国经济问题严重，城市经济已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已失败，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大量的城市就业问题，农村外流人口要回归到农村，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制定法律，重新在土地公有制上，集体所有制上进行全盘规划，防止底层可能出现的动荡和危机危及中共政权的稳定。
分析：中共把鬼主意打在了农民身上
海外智库“天钧政经”的研究员任重道撰文《新法律将实施 中共的鬼主意还是打在了农民身上》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使中共触手更准确的伸进了农村最小的单元细胞内--组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随后第三条就直白的透露了中共的意图：“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
并且在第十八条死死的限定住成员身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因就学、服役、务工、经商、离婚、丧偶、服刑等原因而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文章指出，中共似乎要用一年时间重新划定城乡二元结构，所谓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在制度上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身份上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公共资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向城镇和城镇居民倾斜，农村得到的公共资源和农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明显滞后于城镇和城镇居民，农民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样说的原因是另外一则新闻：安徽凤阳、江苏南通、湖北鄂州等多个地方政府，近日同时出台鼓励农民放弃宅基地进城买房的政策。
例如，安徽省凤阳县的文件写道：涉及需要安置宅基地的本县农村居民，如自愿放弃宅基地安置并进城购房，在原宅基地归还村集体用于复耕复垦并拆除建（构）筑物后，一次性给予5万元（人民币，下同）购房奖励（与货币、房票安置、购房补贴不同时享受）。
文件的标题就写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语句，所以这和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深化改革等等热点命题无关。只是单纯的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以此完成去楼市库存的任务。
文章强调，中共为了解决城市的房地产危机，牺牲农民的利益。而给农民那些补偿或奖励，相当于劝人买奔驰车又给了10元代金券。目前凤阳县新房均价在每平米5000元左右，一套90平米的新房，按照15%的首付款是6.75万元，农民如果获得5万元奖励，再自己凑一凑钱，就可以首付后“进城”了，政府可真是把算盘打的噼啪响。可结果是把农民唯一能立足的宅基地收回，等于把农民最后一道防线也拆除。并且凤阳县没有意愿拿出资金给农民们，最终还是要寄希望于土地出让，由其他房地产开发机构来买单。于是，农民进城购买房产演变成一场农村版本的以旧换新。
中共权力底座已坍塌：县域财政与经济危机
实际上，中共政府不断加强控制的背后，是其权力底座已坍塌，即县域财政与经济危机已经爆发。
近些年受经济下滑以及疫情等因素影响，基层政府财政空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财政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规模逐年攀升。
根据官媒中国人大网披露的信息，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主要内容是：中央财政每年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制定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保障范围包括国家制定的工资政策、民生政策，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地方津贴补贴等。其中，前两项的保障标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后两项的保障标准依据各地区财力状况分省核定。在此基础上，测算确定全国各县的基本财力保障需求，并与各县的同口径财政支出相比较，核定支出缺口。
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开的2024年中央财政预算，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10万多亿元中，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预算数为4462亿元，比2023年执行数增长8.6%，这一增速明显高于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4.1%的增速，再加上今年用于增强地方财力保障能力的约2.6万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保持较快增长，支持基层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工作。
中国经济连年下滑，在2018年7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和稳预期。
2020年4月17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而在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六稳”和“六保”变成了“三稳”和“三保”：“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财力下沉，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基层“三保”就包括县域，这是中国资源禀赋最丰富的区域，占据国土总面积的90%，布局中国84%的世界自然遗产、77%的国家风景名胜区、68%的国家森林公园、52%的人口和38%的地区生产总值。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一种行政区划型经济，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接口桥梁，是典型的区域经济和特色经济。
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蔡之兵分析，空间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不匹配现象，既说明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不经济”，也启示中国未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点应立足于破解“县域不经济”难题。
首先，对大城市的影响是让人“想留，留不下”。很多流入大城市的人口，其实很难真正留在当地。这是因为县城的人口吸引力不足，大量劳动力只能集体涌向大城市，而大城市过度集聚的结果就是生活成本的急速上涨，这直接导致很多人“想留，留不下”。
其次，对县城的影响是让人“想回，回不去”。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乡镇等五级城镇中，县城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公共产品质量，难以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也使得很多人“想回，回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