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抗争（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4年9月7日讯】（本文转载自议报）最近两年，由于中国经济的下行、习近平政权的各种倒行逆施、社会矛盾的激化、各地政府和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乱作为”，中国民众时常遭遇权利和利益被侵害事件，人与人之间纠纷冲突的案例也大增。而因此导致的中国各地的维权抗争，也此起彼伏。
当今中国维权抗争的概况和特征
在推特、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墙内外平台，都能看到许多维权抗争的信息。其中推特由于没有中共网络审查，爆出的维权事件尤其群体性的、对抗性的事件相对更多。其中一些知名推主，每天都会发布若乾维权信息（来源主要是维权者自己或其他知情者投稿，以及这些推主自己搜集）。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些维权抗争的概况、共同点、特性。
比如，专门爆料中国维权事件的推特博主“昨天”，近期发布的若乾维权抗争信息：
“甘肃白银：政府零赔偿强征，出警镇压反抗村民（8月23日）”甘肃白银平川区黄桥乡牛拜村，当地政府零赔偿强征土地，于周五出动上百警察以及打手镇压抗议村民。
“上海奉贤：海银财富投资人再次维权再遭镇压（8月29日）”周四，上海奉贤区，海银财富的投资人再一次发起维权行动，要求公安局立案，但再次遭到警察镇压。这是自去年12月海银暴雷以来，投资者发起的最新一轮维权行动。；
“陕西咸阳：两烂尾楼盘业主联合堵路维权（8月26日）”周一，陕西咸阳，烂尾楼绿地新都会和融创御河宸院的业主联合维权，堵了咸阳房地产交易中心门口的交通；
“广东肇庆：建筑工人堵门讨薪与警察对峙（8月29日）”周四，广东肇庆端州区，中南高科双龙科创产业谷的建筑工人为了拿到工资，堵了大门并与警察对峙。据一名工人透露，周五，他们已经拿到了70%的工资；
“浙江温州：国企大幅降薪200工程车司机连日罢工（8月29至30日）”浙江温州交运集团的200名工程车驾驶员周四、周五连续两天罢工，抗议公司大幅度降薪。据罢工司机透露，他们原来的保底工资是每月8000，降薪之后只有每月2500.
“湖南衡阳：业主堵路抗议开发商卷走水电费（8月30日）”湖南衡阳福龙湾，开发商卷走业主缴纳的水电费后导致小区停水停电，维权业主周五堵了小区门口的公路：
“湖南衡阳：村民抵制核废料项目遭警察镇压（8月30日）”周五，湖南衡阳衡东县大浦镇太平村，抵制核废料项目建设的村民遭到警察的镇压，多人被殴打及抓捕。
“广东深圳：极兔快递工人连日罢工讨要工资（8月31至9月1日）”广东深圳光明新区极兔快递拖欠工资，员工连续两天罢工，用货车堵住分拣仓大门，阻止公司继续取件；
……
根据以上爆料，可以看出，各种维权抗争主要集中在工人或教师讨薪、国企员工要求保障待遇、小区业主抗议烂尾楼、“P2P”投资者在企业暴雷后讨要投资款、拆迁户安置和赔偿、强征土地、反对排污伤害家园等。而其他日期、其他推主/博主维权爆料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简而言之，以上事件基本都是公民因为个人的直接利益受损，若干相同单位/小区/村镇有相同遭遇的人，为维护个人利益或小群体成员们的利益，而进行的抗争。而这些维权者目的，也都是直接且现实的，例如发放薪水、保障工资和福利待遇、将烂尾楼竣工交付、赔偿投资损失、拆迁安置补偿、禁止排污保护他们健康等。
其中为了小群体维权的抗争者，最终也还是为了自己。参与者基本都是自身（或起码其亲属）也是利益受损者。如果自身没有受害，即便其所在的某个群体（如单位、村庄）其他成员受害，这些没有受害的成员往往也并不参与同事/同乡们的抗争。
而维权抗争的小群体，规模往往在数人至数百人不等，基本都是同一个单位/小区/村庄/受害圈子的成员，抗议范围一般局限于工作单位、居住地、事发地，有时会前往当地政府或相关负责机构抗议。其中绝大多数（90%以上）规模都不超过100人，也基本不会在涉事地点和政府机构附近之外的地方进行抗议活动。
除了这些群体性抗争，还有更多个人的维权、举报、上访，原因更加多样，除和以上集体抗争类似的原因，还有遭遇冤假错案、要求工伤赔偿、反映被诈骗、政府乱收费等，以及控诉政府和公检法对侵害各种权利问题不作为、乱作为、包庇犯罪等。这些个人维权同样是因为个人权利受损、要求补偿损害。
个人和小群体维权抗争的缺陷和局限、政治性抗争的缺失
而以上这些或集体或个人的维权抗争，都基本没有政治目的、没有意识形态主张和口号，也没有提出代表更加广泛人群的、普惠性的、长久性的诉求。换句话说，他们都没有触及大多数问题的根本，即如今的政治体制和分配制度，也没有将矛头对准统治中国、决定政策方针和社会状况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
即便一些人提出惩罚某些官员和公务员的诉求，也都只是针对侵害自身权利的个别人员，而并无对政府和执政团队整体的批判。虽然不少人也知道官官相护和体制问题，但很少以正式方式提出否定政权合法性的抗议。相反，在许多维权活动中，还时常有“请共产党做主”、“求习近平/xxx官员做主”之类的标语口号。
其中形成维权小团体的，也只是简单的出于共同利益的短暂合作，而没有固定和长期的结社。尤其是工厂工人、外卖员、P2P受害者等相对陌生人组成的维权队伍，更是临时性的，得到补偿或被镇压后就解散的。有些维权团体没有被镇压或实现诉求，但成员没有心力继续，本就松散的维权团体就自动解散或“僵尸化”。
另外，许多不同个人或集体的维权活动之间，乃至同一抗议集体的内部，还存在利益的对立和现实的冲突。一些维权者还会提出无益于甚至有害于大众普遍利益的要求。
例如一些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不仅要求足额发放工资，还要求落实各种政策优待，保障其远超普通民众、农民、非国企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待遇；
一些前官员、干部、防疫“大白”，也上访维权、举牌举报，讲自己对党和政府的“功劳”，希望获得应有“待遇”；
一些小区业主，听闻自己所购同期房房价格下降、新购房者购房价更低后，在小区和售楼处乃至政府部门抗议，要求开发商“不要降价”或“退还差价”；
一些居民反对在自己住宅较近地区建设变电站、电信基站、核电站、火葬场、垃圾填埋场、临终关怀中心，哪怕一些设施没有实际危害，还有一些则是必然需要建设；
……
这些人的维权要求，是损人利己的、以损害无辜者或更加弱势者利益为代价的。例如一些国企“工人贵族”和干部，劳动价值不抵收入，其获得的收入，需要从全体纳税人那里支取；他们得到的“待遇”，往往是凌驾于平民百姓之上、远比非国企工人和农民优厚的；他们所“维”的“权”，往往不是正当权益，甚至是特权。有些人，则是在反智思维和邻避心理下追求排他性的目的、逃避公共责任。
而那些未损害他人利益和未追求特权的维权活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都是为了个人/小群体的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施压，以满足其特定的少数人的诉求。而这也意味着，其他同样处在体制性不公不义环境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从其维权中获利。
进一步说，由于中共政权惯常以“拆东墙补西墙”、动用公共资源来“维稳”和平息事态，这些个人和小集体维权者的活跃，在部分达成维护自身利益目的时，客观上还让更多相对更为弱势、沉默无声、种种原因无力维权的人受损更多，以自身的“失”承担了维权者“得”的代价。而且中共维稳不惜代价，无论对上访者/维权者是压制还是安抚，包括处理纠纷过程中的人员和经费使用，都会花费巨量金钱、人力物力，代价当然也是全体纳税人埋单。而一些官员、打手，反而可以从对上访者/维权者的镇压中获得利益，包括“维稳经费”和官职升迁。
而不同身份的维权者之间、相同身份和维权原因的不同个体之间，往往也会争夺舆论的关注、第三方的声援，相互形成竞争关系，试图最大限度获取本已受限的关注度和支持。虽然有时不同维权者也会形成某种联动和呼应，但显然也存在冲突，整体上是不利于维权者得到关注和帮助的。
那些缺乏发声技巧、其事件没有特别亮点的个人维权者或小群体，他们的苦难和诉求，往往被更吸引眼球的维权者/小群体及热点事件的舆论声浪掩盖了。这些被忽视的维权者，也恰恰占了大多数。他们的抗争往往因为缺乏关注而失败，既是因为那些成功的抗争者的抗争成果不能惠及他们，还在于那些得到关注的抗争者客观上挤占了舆论焦点和各方支援。
之所以中国民众普遍只为个人私利维权，而回避对根本体制的批评和变革要求，也是中共政权有意诱导所致。中共政权一方面对批判政权、直接涉及政治的反抗严防死守，一方面又对个人因私利维权而网开一面，就是故意一“堵”一“疏”，诱导人们放弃改变体制、推翻政权的尝试，而只顾个人私利，以便于政权各个击破。而且个人维权的要求往往也较低、较易满足，也不会对统治集团的统治造成冲击，政权也就不害怕，有时也愿意部分满足人们个人诉求。
而笔者对于个人维权者自私自利的批判，主要是针对那些干部、工人贵族、体制内各种要求保障特权的人，而非弱势的大众。弱势大众的维权正因为自身的弱势也就更难成功。只有克服个人维权的局限、结成更加团结的社团、甚至进行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的抗争才是集体维权的出路。
但无论如何，目前个人或小群体为个人私利进行的维权抗争，显然都是颇有局限的、不宜高估的、应当寻求更加有效和普惠性抗争方式的。
中国维权活动及维权者之间的“内卷化”
对于这些个人维权及其作用和影响做简单概括，可以称为维权的“内卷化”。
“内卷”是近年中国流行的词汇，指就是人们获取利益、争夺固定量的资源，投入巨大精力与他人同质化竞争，且竞争门槛和成功要求水涨船高，而竞争过程并不能益于其个人和社会，空耗人们的精力、增加压力和痛苦，反过来损害人们的生活质量、阻碍社会真正的进步。
而根据“内卷”的定义和特点，维权抗争显然同样在“内卷化”。
虽然，相对于默默无闻、逆来顺受、接受被剥削压迫的代价，人们敢于说出来不公和提出诉求，甚至上街举牌、前往政府请愿/抗议，是前进了一大步，是值得称赞的。这反映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维护权利的意愿，以及可贵的行动力。这也可以施压政府，让其看到人民的诉求、做出必要的改变。
但当各路维权者都只为自己发声、只为狭隘的小群体说话，也并不要求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性的变革，只是要求获得自己个体的、眼前的利益，并不顾及社会中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和关切，乃至愿意让执政者从他人和公共资源中挖出一些满足自身需求，部分维权者还在自身需求被满足、获得利益后又站到政府一方、对其他受害民众加以漠视、嘲讽、批判，这样的维权显然就“变味”了。即便客气些批评，这样的维权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无法让大多数人的处境得以改善的。
如果不能改变根本制度和分配不公，弱者处在缺乏保障、贫穷虚弱状态，就必然时常遭遇权利被侵犯，尊严被践踏、剩余资源也被明抢暗偷的情况。而在物质匮乏和时常遭受伤害情况下，弱势老百姓不仅会被上层欺凌，中下层民众之间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冲突更多，各种纠纷此起彼伏。这些老百姓就会陷入贫困和暴力的恶性循环，在各种迫害和纠纷中越陷越深，无论物质利益还是精神心理，都遭受重创，人生被毁掉。
即使对于这些个人维权者自身，其只追求个体利益，也是不易实现的、难以维护长远利益、还容易被“秋后算账”的。对于统治者，这些分散的维权者当然相对“好对付”。即便组成维权小团体，无论其成员所属还是利益诉求，都局限在特定而狭小的范围，而没有足够公共性，且内部往往也是没有纲领和团结性，很容易被分化和各个击破。
例如一些“烂尾楼”受害业主，并不能和其他“烂尾楼”受害者长久团结，一旦政府和开发商对部分业主拉拢，同意退房款或尽快施工交楼，这些人就不再顾及其他没有得到退款和交楼的“烂尾楼”受害者，而p2p集资诈骗事件受害者，同样在得到退款/赔偿的就会退出维权，不顾其他受害者。而政府可以通过根据维权者情况，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只满足抗争能力较强的维权者，而相对更弱势的维权者得不到支持，就只能放弃维权，不放弃也难以有以前的声势和影响、难以维权成功（往往最后也都不了了之）。政府就“维稳”成功了。
而这些人即便在短期维权成功，也并不意味着再也没有了侵害。在不公不义、缺乏民主法治的环境中，被侵权是常事。而每次被侵害权利都维权抗争，代价是很大的，且几乎不可能每次维权都成功。尤其涉及公权力和权贵的不法行为，维权成功率很低。
而维权后被打击报复，也是常态。许多维权者当时依靠证据、舆论、人多势众，暂时维权成功。但往往会在舆论淡忘、维权组织解散后，被各种“秋后算账”、“穿小鞋”。而这种可能性，本身就吓阻了很多潜在的维权者。即便一些人勇敢的抗争了，之后也是无尽的麻烦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危险。例如在胡锦涛时代为被拐卖卖淫的女儿伸张正义、2013年在法院胜诉的唐慧女士，就在2023年被地方政府和公检法报复，被逮捕判刑。唐慧还是广受关注且其抗争颇有公共性的人物，都被如此报复，可想而知那些被忽视的抗争者被“秋后算账”的危险和悲剧。
这些都是个人为了个体利益维权的局限和弊端，很多弊端都可以视为维权“内卷化”的表现。与近年来国人在劳动、学习、考试等方面恶性竞争、零和博弈的情况类似，个人或小团体的维权，客观上演变为较弱势民众之间的利益争夺，上层统治者坐收渔利。这些个人维权也并未改变体制和社会环境，整体人权状况的恶劣和分配不公都没有改善。
政治性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所以，基于个人利益的维权抗争，固然值得称赞，但其弊端也颇多，有着明显局限性。那么，如何才能革除维权的弊端、打破局限性呢？
笔者认为，只有人们不再只为个人利益、局部和短期利益、具体物质利益而抗争，而是愿意关心和参与更具政治性的、抽象与意识形态层次的、触动乃至改变根本体制和分配制度的反抗行动，才可能实现广泛而长久的、既宏观和根本又能惠及每个公民的有益变革与收益。
中国社会的各种微观问题，无论是欠薪、烂尾楼、执法不公、环境污染、就业难、看病贵、教育内卷、养老保障差劣……以及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缓解，甚至愈演愈烈，都在于这个国家的权力并非真正归人民所有，决定国家方向和各项政策的当权者与人民割裂和对立；
而国家资源和财富及分配权，同样被权贵垄断，人民只有劳动权而无保障所得的能力。当人们只能争夺权贵漏下的残渣求存，就必然面临物质贫乏和生存困境，生存压力巨大、时常受欺凌的无尊严生活状态下，中下层民众之间也会更为激烈的争夺利益，各种纠纷层出不穷，欠薪、诈骗、各种刑事犯罪多发也就不奇怪；
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舆论、新闻媒体领域的垄断，也控制了话语权，对人民进行洗脑、操控社会舆论，对民间不同声音进行灭杀。这让人们即便有不满和异见，也无法表达。而许多被洗脑的民众，也缺乏对中共专制邪恶的认识，对于遭受体制伤害的人缺乏理解和同情……
总之，中国各种问题，总根源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其实都是政治问题以及政治问题衍生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国人不去针对根本问题进行反抗，而只是在具体事情上维权，必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即便得到一些妥协和让利，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无法弥补作为公民在权利、物质、尊严、话语权等方面各种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损失。
外国与中国历史上政治性抗争的前例、组织和动员方式及其重要性
而纵观世界各国的公民抗争与人权进步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一直以回避政治来维护权利，更无法纯粹依靠个体或小群体维权实现社会变革。各国的民主化、平权措施、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在经历政治性的公民抗争和根本的体制改革后，才逐渐实现的。例如掀开欧洲民主化的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都是以争取公民普选权、废除贵族特权、八小时工作制等广泛民权为目标。
即便各国有一些抗争的起点和直接目的，是基于个体事件，往往也会引向普惠性的目的。例如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就是通过个体对种族歧视的诉讼，争取全体黑人的权利，而并非只是满足那一个黑人的要求。而欧美的工人运动，也是为整个行业乃至全部工人阶级谋取权利和福利，而非只是为个人的加薪。
而无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宗教保守主义/教派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看似抽象的意识形态，也都是人们争取权利、凝聚人心、达成抗争目的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对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认同，才能超越自私和短视的局限，形成广泛的人际网络和联合，团结起来去争取政治权力，达成参与者的物质与非物质诉求。
在抗争过程中，形成身份认同和组织、有一致的目标和分工，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韩国人民反抗军政府专制、推动民主化过程中，工人组成的工会、基督徒组成的基督教会、学生组成的学生团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参与者们也都有超越个人利益的信仰和目标，成员分工合作，并且有人愿意付出坐牢、被酷刑乃至生命代价，其他人也会在其被捕或死亡后继续抗争。这才成就了韩国民主化的胜利，和民主化后一系列的人权改善。
而新疆维族、西藏藏人、香港人、台湾人，其之所以能够长期的反抗并颇有影响力，也在于他们基于对自己民族/城邦/地域/宗教信仰的强烈认同和自豪感，形成了共同体，有着共同的族群情感、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现实利益，以带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教派主义倾向的抗争运动，有效团结了相当一部分同族同胞、共同对外，且在信仰和责任感激励下，人们愿意为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付出代价，相互扶助和支援，乃至出生入死。虽然他们并不总是成功，还会作为整体受到更多打压，但即便失败也能产生巨大影响力。而中国大陆汉族人之所以无法像港台疆藏那样的影响力，也正是在于缺乏这样的族群认同和凝聚力，一盘散沙下就无法反抗“利维坦”。
中共自身的崛起，同样依靠的是通过阶级动员，号召工人、贫农、各种弱势和边缘人，参加共产党和军队，逐渐发展壮大，取得革命成功。当然中共当权后背叛了理想和承诺，但这不影响对其早年发动大众成功能事实，以及他者学习其成功经验。而一度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同样是广泛发动大众，依靠基于民族和阶级的动员，取得反清革命、国家统一、击败日本侵略的成就。
以上这些案例和历史经验，都反映了人们超越个人私利、广泛团结、为宏观的和利于大众的政治目标而抗争，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变革，并最终利于族群内每个具体成员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需要将个人私利搁置，更多为公共利益和根本变革而奋斗牺牲。
结语：中国的社会概况、结束维权“内卷”、组织起来政治抗争的必要与困境
对于中国大陆人，尤其因缺乏身份认同和信仰（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他信仰、信念、理想）、原子化和散沙化的汉族人，无论选择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还是基于阶级、民族、宗教、地域，总之都需要有超越个人私利的信仰和目标，愿意为他者着想和付出，团结抗争，部分人在必要时甚至愿意付出坐牢甚至死亡的代价，才能改变如今一盘散沙甚至内讧的状态，共同反抗专制强权和特权集团，实现民主，之后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如今社会里的各种不公不义。
当然，在如今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人想要实现团结和组织起来，为宏大的政治目标而斗争，是不易实现的。中共政权必然是严防死守、千方百计破坏的。而国人经过几十年迫害和洗脑，也普遍精致利己，缺乏为公共利益奋斗的意愿和能力。即便真的人们普遍觉醒、明白团结和组织性的重要，大数据极权下统治者触角的无孔不入，散沙化的社会、缺乏公民素养和政治参与能力的人们具体如何形成有效的连结，在具体路径和细节上也困难重重。
但即便困难，有识之士也应该早做筹谋，沟通和动员大众，尤其让那些个人维权者明白改变根本体制才能维护个人权利的道理，让他们将保卫私人利益的热情和实践，转化为既为私又为公的抗争与行动力。
具体如何做，是又一个宏大的课题，在本文不再展开详细讨论。不过，上面提到的港台疆藏人的身份认同和组织性、韩国民主化的路径和民众团结方式、中国国共两党的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都是颇为值得中国大陆汉族人借鉴的。而从18-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到苏东剧变和“第三波民主化”，乃至十几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其中也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同样又有不少教训值得汲取。对于中国人，塑造身份认同、形成坚定信仰、构建共同体，并培养公共意识、拥有常识和判断力、有着现实行动力和掌握斗争技巧，是团结抗争、促成根本变革的前提和关键。
笔者强调为公共利益抗争、政治性反抗的重要，也并不抹杀个人维权的必要性和价值。正如前文所说，个人维权体现了人的权利意识，揭露了社会阴暗面和政府的滥权或失职，也能对政府造成一些压力，可能促成政府改善施政。另外，个人维权还能让许多人在维权过程中，自觉的明白政权的邪恶和推翻专制的必要。他们在权利被侵害和维权中遭遇的两重苦难、维权中各种经验教训，也让他们成为潜在且有力的专制统治反对者。如果自由派精英、民主运动人士，能够对这些维权者善加引导，就能让数量庞大的、以往不关心政治的人，成为打碎“利维坦”枷锁的巨大力量。
但为个人利益抗争终归是有局限的，这种抗争本身是不能推翻专制的。例如中共建政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上访者一直都很庞大，北京各机关尤其信访部门，几十年来没有中断过上访者。但显然并没有撼动中共体制。相反，很多老百姓的精力和钱财被消耗在上访的过程中，信访和个人维权也成了中共给老百姓制造“虚假希望”的画饼。这也更加反映了国人需要觉醒、通过政治反抗改变中国的必要性。
总之，中国此起彼伏的个人维权，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也很有局限。个人维权的“内卷化”，不利于中国全民整体和每个个体平均得到的权利改善。针对具体利益的抗争也“治标不治本”，政府的有限退让也是“换汤不换药”。只有人们普遍性的团结、为公共利益进行政治性的抗争，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各项自由得到保障的新国家、新体制、新社会，中国的各种不公不义才能逐渐消除，每个国民才能有尊严的、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