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像（图片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
由母亲艰辛抚养成人的孟子，名轲，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学者。因“受业子思之门人”，晚于孔子179年，约与庄子同时。学成后，孟子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周游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获尊称亚圣（仅次于“至圣”孔子），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只是，为什么推崇儒家的明太祖朱元璋却对孟子持不同态度呢？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诸侯均穷兵黩武，积极求取富国强兵，攻城掠地的权谋之士。而孟子守着先王之道，不肯阿世取容，赞尧舜，崇孔子，阐发和平王道的民本思想，觉民救世，维护儒家道统，希望各国国君用儒家的仁义精神来治理国家，实行仁政。虽然各位诸侯对孟子十分礼遇，却都认为其主张迂阔而不可用，纷纷拒绝了他。
《史记》中这样记述：太史公说：我读《孟子》一书，看到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没有一次不放下书而发出叹息的。我说：唉，利益真是祸乱的开端啊！孔子很少谈论关于利益的问题，就是想从根本上防范这个罪恶的根源。所以说“每件事都依据利益去处理，就会招致很多怨恨”。从天子到平民，喜好利益的弊病有什么不同呢！
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孟子的政治主张，可是滕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没有能力全面实施他的宏伟规划。到了晚年，他只好回乡讲学，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讲义论道，弘扬儒家仁义的思想，并完成《孟子》一书的七篇论述。
自从唐代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提出：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北宋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 南宋光宗将《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列入儒家 “十三经” 之中。朱熹把《孟子》列为“四书”之一。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阐发详尽，气势如虹，说理畅达，激昂善辩。
一千六百年之后，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原名朱重八，推翻了元朝统治，于1368年建立了明王朝，年号“洪武”，据《明史‧礼四》记载：“明太祖入江淮府，首谒孔子庙。洪武元年二月，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临行谕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并表示：“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待其后嗣，秩止三品，弗称褒崇，其授希学秩二品，赐以银印。”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三十六》）不仅如此，璋又于同年“诏以孟子五十四代孙思谅奉祀，世复其家”，“命复孔、颜、孟三家子孙徭役”，由此可见，朱元璋在沿袭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对儒家尊崇和优礼，由孔子而孟子、颜子，而遍及所有圣贤。
朱元璋对孔、孟的尊崇，当然是归因于尊孔重儒的治国策略。
据《明实录》记载，明立国后，一次朱元璋去白虎殿，看到诸子有读《孟子》者，便问身边大臣：“《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簿赋，乃其要也。”朱元璋听后感慨道：“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然而，在洪武五年发生了一次逆转，传说朱元璋读《孟子》，对其“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之类不尊专制权威的话深为不满，以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罢其配享”。《明史·礼四》记载了这件事：“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此次罢享也就持续了十个月。
罢配享事件旋踵即逝，但在二十多年后，即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命大学士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去《孟子》中“词气之间，抑扬大过者八十五条”，“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这部《孟子节文》并没有在社会上流行。十七年后，成祖永乐九年（1411），福建连江人孙芝上疏，才使得《孟子》重新得以恢复原貌。
朱元璋对孟子的态度变化有哪些深层次原因呢？这就要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和迁移说起。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有素王之称。素王的意思是他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是文化意义上的王。那么，孔子对中华文化本源的那个“道”，又是如何开示的呢？《论语‧里仁》中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段话记录的是孔子与他的衣钵传人曾子的一段对话，意思是：孔子告诉曾子说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孔子说完这句话之后就离开了。随后门人问曾子孔夫子讲的这个“一”是指什么，曾子答：忠恕而已。那么，曾子解释的“忠恕”是不是孔子所说的“一”或者“道”？
再看《论语‧卫灵公》中的另一段对话：“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问子贡：你以为我的学问是因为我读了很多书而得来的吗？子贡反问：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一以贯之”。这里又出来个“一以贯之”，孔子为什么不能直说呢？
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仁”，是孔子培养君子的最高要求，是儒家道德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准则。《论语‧颜渊》中回答学生樊迟问仁时最为简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 的小篆写法从人从二， 此 “二”在甲骨金文的古文系统中是个重文符号， 因此仁即 “人人”，意思就是把人看作人，显现了人道精神，也是人道的起点。 后人逐渐加上仁爱和仁厚等道德意义，使仁的意涵扩大为众德之和，而把“德”当作是一种达成目标的外在行为方式或手段。《礼记‧乐记》中所说的“德者，性之端也”。意思是说，德是指那些发源于人性的原初表现，也就是指“德行”了。同时，孔子对子路（仲由）感叹，懂得德的人太少了：“由，知德者鲜矣。” （《论语‧卫灵公》）
有人说，孔子的思想中既有出世，又有入世，入世也是为了出世。 从《论语‧述而篇》中的记述可以得到某种印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建立的“入世”的人道思想以仁为核心及边界；同时，孔子的思想也指向形而上的天道，要做“泛爱众”的仁德君子，但又要“志于道，据于德”，即以德为基石向道进发，指向出世。所以说，孔子的思想是一种“涉世”的基调，经历世事，但不沉湎世尘；尚德不器而非后人流变后的“经世致用”。
《周易‧系辞上》中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思是：无形不可见的叫做道，有形而可见的叫做器。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唐代经学家、易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注疏中阐释： “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在中国文化中，“道”字用的非常宽泛和普遍，其实，所谓的道，意思是中一层层的理，但不同的理是有层次的高低之分的，不同层次的理的认识甚至会是完全相反的，与人所处的境界直接相关。人道的理与出世间后的理，注定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子曰：“君子不器。”（《为政》）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中阐释说：“此章明君子之人不系守一业也。器者，给用之物也，犹如舟可泛于海不可登山，车可陆行不可济海。君子当才业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意思是“大道不器”，君子秉持大道，大开大合，水无常形，不执于某一种偏狭之见。大千世界中，山川河流，走兽飞禽，形形色色，无非“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两大构成。形而下的“器”之于人类，诚然不可或缺；但形而上的超然，“圣而不可知之”的神性内心才是人类的存在要义。黑格尔说：“一个没有形上学的民族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祭坛的神庙。” 而信仰是通往神的途径；守德是悟道的基石。中庸和仁、义、礼、智、信都是由德这个核心而延展开来的德行方式和守德方法。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孔颖达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当源于“道”所生“一”。孔子的涉世思想中体现出的是，以这个太初和太一为基点向形而朝着形而上方向“志于道”，“修己安人”是修己之后的仁德外化的展现，而不是向形而下方向以“治人”和“事功”为目标。
孟子隐然以继承孔子自任，但孟子的思想表现方式为“一生二”。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里将生与义分为两个对立的选项。触怒朱元璋的则是《孟子‧离娄下》中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这一段：“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此外，当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
这里都体现出孟子的入世思想，仁爱之心也是有条件的，取决于对方的态度，不再是无条件的“修己以敬”。表现上不再是修己向道的提升角度，而是向着“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方向滑移。
有评价说，孔子的《论语》平实、平和、气平；《孟子》则宏肆、激昂、气激。这大概就是一和二的不同之处。到了明朝末期，王夫之（1619年—1692年）则认为“天下惟器”，道是器之道，而非道之器。有形的事物是世间唯一存在的实体，事物的规律在事物之中，“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 （《周易外传‧大有》）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的变迁和道德的下滑，儒家思想发生着从无形向有形，从尚德不器向经世致用，从守德志道向入世事功的流变。中国传统文化归正、归新和人类返本归真的路又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