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狂潮中的批斗会。（网络图片）
“文革”狂潮中，“假”倍受青睐。“假”可以保护自己不挨整；“假”可以嫁祸于人，借机排除异己：“假”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飞黄腾达；于是，“假”成了那个“疯枉”年代自我保护的流行色。它的流行同样是伴随着那惨无人道的酷刑降临人间的。
蒋介石窜犯大陆是我指挥的
在邻近M县的J县。县剧场一个管业务的，跟上一个国民党军官当勤务兵。这个军官是个绝户头，无儿无女，便将他收为义子。他拜这位国民党军官为干爸爸。中共建政后他流落回乡，在县剧场找下份差事。“文化大革命”“清队”一开始，因为他便被群众专政组专政起来。
交代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过不了关。态度不老实就进行“加工处理”，“加工”是刑讯逼供的代名词。吊打一顿，他瞎编几句；再吊打，再瞎编。打手急红了眼，怒斥道：“别像挤牙膏似地磨嘴皮子，捡最主要的说！”
他左思右想，啥“罪恶”最严重呢？自小苦出身，给人家当勤务兵，是个受气的差事。当了干儿子还是受气。没杀过人，投抢劫过，没赌没嫖过，哪有最“严重的罪行”？无奈，捡最惊人的先交代过关再说。“那年蒋介石窜犯大陆是我指挥的！”
蒋介石是国民党头儿，指挥他窜犯大陆，颠覆中共政权，不是“十恶不赦”吗？这一听就知道是“假”话，居然被认为态度老实，交代彻底。谎言比真话有效应。
打手们接着又问道；“你怎么和蒋光头联系？”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但答不上这句问话，前边的将被否定，又要挨打受刑。他说：“我家有两部电台！”于是去抄他家，果然抄回两台废旧收音机。不言而喻，收音机就是“电台”。
现代人看了一定会发笑，连三岁小孩都哄不了，大人怎么会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来的
无独有偶。在“文革”的高压酷刑下，一位共产党的县委宣传部长，竟招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来的！”
姜××是H县的县委宣传部长，他是被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抓进“专案组”的。
开始“专案组”对他还算照顾，对他没有严刑拷打，只是采取一些体罚，然而，那一连串名称怪异的体罚方式，也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忍受住的。
“专案组”先是让他“搭独木桥”。具体方法是：在坑沿前放一把椅子，让他双脚蹬着坑沿，两手按着椅子，用头顶着椅子背，把腰拱起来……
这种“搭独木桥”让人坚持几分钟还可以，若是整小时整小时地让人保持这种姿式，一动也不许动，而且还得不停地回答“专案组”的审问，用不了多久，被审者就得从椅子上摔下来、被审者刚摔下来，“专案组”就逼着重新搭起，稍有迟误，就会说被审者“抗拒无产阶级专政”。上下几次，被审者就会被摔得鼻青脸肿。
姜部长搭了几次“独木桥”就坚持不住了，他索性开始胡说八道。
“你躲躲闪闪、藏头露尾，只说小的，不说大的。快老实交代大的问题。”“专案组”的成员厉声问道。
“我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转移革命群众的视线。”姜部长说。
“都挑动谁了？说！”
“李庄的武斗是我挑起的。”
“不行！说大问题！”
“县里‘东方红’和‘八．一八’的武斗是我挑起的。”
“不行，再说大的！”
姜部长觉得没法再大了，可是，他实在坚持不住“搭独木桥”了，就颤抖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的！”
魔鬼是谎言的祖师爷。在那疯狂年月，兽性膨胀，真假颠倒，谎言越说越大，荒唐事越编越离奇，一切都见怪不怪了。
文革奇案：“选”个“国民党县党部”。（网络图片）
震动M县“朝野”的“国民党”案
还缺点什么材料呢？一位上级领导的讲话提了个醒儿。他说：“M县的党政财文大权，被一小撮叛徒、国民党反动派所篡夺……”政权已经变色，缺就缺一个“国民党的县党部”。
搞了那么多人的逼供信，这“县党部”难道还落实不下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干吧！召来专案人员，来个先公议后选举，“选”也要选个“国民党县党部”出来。
世上竟有如此咄咄怪事，滑天下之大稽！
上级公检法、军管会派来两位定案专家，在M县住了四个月，看了数不清的交代揭发材料，又查验了有限的物证，二位军管会的“高级干部”感慨道：
“这些交代，确实是千真万确啊！”
一锤定音！
至此，人证、物证都已齐备，又有上级领导核实、审定、表态，经过精心谋划的一场大“冤案”、大“假案”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从“构思”到“定型”，而且天衣无缝，波及四面八方。
M县革委会的一个“头头”，四处介绍M县的经验，并依据讲话归结出一篇充满火药味儿的檄文：《触目惊心的国共两党大搏斗》。
如同瘟疫一样，大抓“国民党”迅速漫延到附近的十六个县市。它辐射的冲击波则更强烈，竟株连到全国十六个省、市，五十二个县，十个部队，中央八个部委，一百多名干部祸从天降，一夜间就成了“国民党”。被隔离、被专政、被关押，惨遭迫害。
受M县这颗“原于弹”辐射冲击被残害的人有多少，已经无法统计了。单是就近的十六个县市，就有三万一千七百多人被扣上“国民党”的帽子，一千三百七十多人含冤九泉。
一位在海南工作的高级干部，回家乡M县探亲。谁知此次探亲竟是“自投罗网”，一踏上故土便身陷囹圄。他被扯进“国民党”要案中，脱不得身，完全丧失了自由，还被逼着写交代材料、揭发材料，妄图从他嘴里，掏出更多的“国民党”来。
家属盼他探亲早归，但杳无音讯，后来才知道他已被家乡“造反派”的专政组织扣压起来。于是单位不远万里，派人前来联系，希望这里放人，表示如真是暗藏的“国民党”，回到单位一样会处理。M县门关得很死，就是不放人。
他爱人见丈夫蒙受不白之冤，便四处投诉，并给周恩来写信，秉明冤情，讬人转交。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中央转下来总理批过的信件，M县革委会的“头头”似乎还不服气，忿忿地说：“他怎么知道他不是国民党！”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