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民运会成员（图片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多伦多民运会提供）
【看中国2024年11月29日讯】香港立法会“初选案”45名被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被判重刑，清楚显示香港宪制变质之余，也反映法庭在人权保障和国家权力之间，选择忠心执行后的政治旨意，作为无可质疑的最后决定。
《国安法》将合法行动变成非法勾当
案件的关键在于，北京通过颁布《国安法》，将合法行动变成非法勾当。在此之前，反对派结盟，合力针对政府施政，不涉暴力、欺骗，属于政治结社和言论的合理范围，而否决政府财政预算案，不论原因和动机，也不管是单干还是联盟，都没有法律可以追究。反而《基本法》规定，预算案两度被立法会否决，特首必须鞠躬下台，此举目的是赋予立法机关权力，向行政机关施加压力，贯彻权力制衡的宪政目标。
颁布《国安法》，是北京以法律为工具应对政治形势。2019年反修例运动，北京定性为“大逆不道”，镇压绝不手软。期间警方以非常武力对付街头抗争，引发警民暴力对抗升级。反对派领袖吸取区议会大获全胜的经验，主张运用《基本法》提供的空间，把选票支持转为政治压力带进立法机关，以和平手段彰显及争取民间诉求。面对选举挑战，北京的反应简单不过，就是重订游戏规则，将合法的变成非法，反对派争取立法会过半数，并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将被视作“颠覆国家”的计谋。
中央的权力意志无从制约
此举利害之处，是既可取缔反对派参选者，更尽显中央的权力意志无从制约。首先，《基本法》规定可以轻易绕过，例如必须本地立法制定国家安全法，北京自行制订及颁布《港区国安法》立即施行。此例一开，北京日后不论为了整治香港，或者推动由治及兴，均可随时按政治需要替香港立法，法庭只能照单全收。
从北京看，在大陆的法律条文之中，香港《基本法》与《港区国安法》同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两者的法律等级没有高低。但谁先谁后，谁轻谁重，取决于两者在国家宪法和施政的地位，而如何衡量，当然由中共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解释和决定。
由“全面管治权”到不排除“北京治港”
其次，《基本法》过去是统摄香港社会制度及法律运作的最权威宪政文件，是出于北京的善意，不是要履行什么国际协议，也毫无制度保障可言。北京十年前发表白皮书，开始坚称享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尽管此说有违反《基本法》之嫌，但北京并无惧色，也无须废掉《基本法》，便可对香港为所欲为。一是因为主导话语权，中央官员不断重新定义“一国两制”，例如“高度自治权”，原来是中央给予香港的，不是双方都要遵守的权限界定，因此是收是放，悉从中央尊便；又如“港人治港”，原来不排除“北京治港”，“一国”与“两制”的界线在哪，全由中央因时制宜，随机应变。二是北京握有实权，既可领导特区政府施政，更可指挥全国人大立法，或由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依“法”治港。
香港法庭只懂“执行”却不能“制衡”
还有第三，就是香港法庭只懂执行却不能制衡国家公权力的决定，今次“初选案”的裁决正是如此。其实法庭本该可从3方面按法理和事实阻止国家的越轨行为：一是指出《港区国安法》如上述所言，抵触《基本法》的规定，是法律僭建物，合法性成疑；二是引证事实与控罪不符，可惜法庭的裁断不合逻辑，上周已作分析，这里不赘；三是法庭引用《基本法》第39条保障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并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规范的人权标准，审视控罪的条文，包括法律是否清楚界定、限制公民及政治自由的政策是否服务正当的目的、手法是否恰如其份（或合乎比例）。
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庭不难看到三点：绝大部分被告人都因为不知道参加“初选”也会触犯弥天大罪，问题出在法律观念不清，界线难辨；二是所谓“防止颠覆”，其实是帮助特区政府回避政治压力，不用因施政失败而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也不用面对和解决问题；三是针对非暴力的政治计谋，不顾《基本法》建立权力制衡的原则，对违规者判处入狱4年2个月至10年不等，更且违反《基本法》容许议员否定财政预算案的规定。
再者，大部分被告人不得保释候审，还要长期等候才开审，加上不采用陪审员制度，改由《国安法》法官主审，是否符合审讯公平的原则也值得商榷。可见，合法活动非法化，法律服务不良目标，而且手段不成比例，又如何称得上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司法独立，不等于怎样判案也可以。法庭得符合基本规范，总不能对人权缺失无动于衷，对事实推断逻辑犯驳，对《基本法》所凭靠的“一国两制”原则置诸不理。难道政府真心相信，只要毫不尴尬，不断宣称香港是法治社会，外界批评者就会感到尴尬，或者无可奈何，自动收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