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傅鵬（網絡截圖）
【看中国2024年12月3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报导）最近在网上疯传的中国东北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傅鹏的演讲，他从2016年的世界格局变化到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再到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他的洞见不仅揭示了当前经济的复杂性，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更加灵活和审慎地应对挑战。
从2016年看世界的转变
中国东北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傅鹏在汇丰银行的长篇内部讲话开篇提到，从2016年开始，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2016年川普(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这标志着全球化进程开始逆转，也揭示了右翼思想的复兴。傅鹏强调，这种改变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政策层面，还在深刻地重塑着全球资本市场的逻辑。
他特别指出，2016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次特殊事件，但对于经济学家和投资者而言，这是全球化黄金时代逐渐终结的信号。他以自己一贯的调研风格为例，解释了这种变化如何影响实际投资决策：“如果我觉得某地有机会，我一定第一时间去现场调研，而不是靠道听途说。2016年的美国，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就是一种新的右翼主义的集中体现，它直接影响了资本流动和资产定价。”
信息差是傅鹏长期研究的主题之一。他提到，从2016年开始，全球经济变化越来越依赖于对核心信息的敏锐捕捉，而非传统的经济模型或理论预测。他认为，现代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虽然提供了更多数据，但很多时候反而制造了“假信息繁荣”的现象。他用调侃的语气说道：“ChatGPT和AI再强大，如果你喂进去的是错误信息，输出的结果也必然是错的。很多时候，所谓的大众观点只会加剧偏见，而不是帮助你认清事实。”
信息差与惯性思维
傅鹏反复提到“信息差”和“惯性思维”是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以日本的经济转型为例，强调很多人总是用线性的、惯性思维去预测未来，却忽略了社会和经济的动态变化。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经济增长一定意味着幸福感提升吗？日本过去30年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稳步提升。这完全是分配机制的成功。”
对于中国经济，他认为，过去40年我们对增长的执念太过强烈，忽略了社会分配在长期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进一步补充道：“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过去是拼命做大蛋糕，但未来如何分蛋糕才是关键。尤其是在中产阶级收缩的背景下，分配问题将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傅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分配的重要性：“日本年轻人现在的工作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2年后，你会发现，日本招聘会的场景是应聘者在下面坐着，而招聘方站在台上讲话。这种结构性转变告诉我们，当人口红利消失，社会经济必须依赖新的分配机制来维持稳定。”他认为，中国也需要在这一点上有所学习，否则过度依赖人口增长和杠杆消费的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
从全球化到右翼化
2016年不仅是全球化退潮的标志，更是右翼化思想崛起的起点。傅鹏指出，这种右翼化的特征不仅仅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上，还深刻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他特别提到：“右翼化的核心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这种意识形态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资本的流动方向。”
傅鹏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趋势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右翼化本质上是一种对全球分配机制的质疑，它重新将国家利益放在全球利益之上。他以特朗普的贸易战为例：“这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较量，更是美国试图通过改变全球分配规则，重新夺回对全球经济的控制权。”
他还指出，右翼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的保守化和排外倾向。在经济政策上，这种趋势表现在对高利率、低福利的推崇，以削弱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他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这些年因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已经开始出现右翼化的迹象。这种现象说明，即便是曾经的多元化社会，在面对资源分配问题时，也会出现保护主义倾向。”
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变迁
傅鹏在讲座中多次强调，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受到意识形态极端化的深远影响。他用“金字塔模型”来形容经济政策的层级结构：“在过去的40年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稳定且单向的，但现在，这种稳定性正在被打破。”他认为，这种变化不仅是经济周期的调整，更是社会意识形态周期的一部分。
他说：“从极端右翼到极端左翼，再到右翼回潮，这是一个典型的周期现象。现在我们处在右翼回潮的阶段，其特征是更加关注本国利益，削弱全球化的力量。”傅鹏用美国和中国的对比，说明这种周期变化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美国通过税改和基建吸引资本回流，而中国需要更多关注内需，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傅鹏还用幽默的方式解释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摆动如何影响家庭和国家。他说：“家庭中的右翼通常是妻子，因为她们总是强调‘这都是你的错’。而左翼通常是丈夫，他们会说‘没事，都是我的错’。当一个家庭中左右翼达到平衡，生活才能幸福。国家也是如此，过于偏向一端，只会导致矛盾激化。”
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
傅鹏指出，中产阶级的萎缩是一个典型的信号，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正在失效。他说道：“现在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为什么网约车司机的数量激增？这是因为中产阶级的收入减少，被迫进入灵活就业市场。过去几年，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的增多，并不是就业扩大的体现，而是中产阶级陨落的直观表现。”
傅鹏进一步解释，随着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减弱，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他用餐饮业的数据来举例：“以前中产阶级喜欢去高端餐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预制菜和低价外卖。这种消费降级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他认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中产阶级的萎缩将带来更大的社会风险，包括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
更令人担忧的是，他提到，“中产阶级的收缩不仅是消费问题，还直接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这种需求下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意愿，进一步削弱了经济的增长潜力。”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刺激政策，而是更有效的分配机制。他强调：“现在的政策方向必须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通过再分配让底层和中层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
有效需求不足的警钟
傅鹏特别提到，“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他表示，2019年后，中国的需求曲线就开始逐渐下降，2023年甚至出现了历史性的负增长。“负增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社会整体的购买力下降，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他指出，这一问题不仅仅是疫情的后遗症，更是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集中体现。
他以房地产市场为例，说明需求不足如何拖累经济。“房地产行业过去是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但现在，年轻人不愿意买房，甚至负担不起房贷。这种消费意愿的下降直接反映了有效需求的断崖式下跌。”傅鹏指出，当前政府试图通过放宽购房政策来刺激需求，但效果有限，因为杠杆的使用已经接近极限。
他说：“过去的政策是让年轻人花未来的钱来刺激今天的经济增长，但现在年轻人不仅不愿意花未来的钱，甚至连现在的钱都花得很谨慎。”傅鹏认为，这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挑战：如何在不进一步加重居民负债的情况下，恢复社会的消费信心。
人口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困局
傅鹏进一步剖析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的深远影响。他指出，老龄化和少子化正在严重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过去40年，我们一直依赖人口红利，但现在，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甚至变成了人口负担。”
他特别提到，80后一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现在，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压力。“80后这一代人不仅要养育孩子，还要赡养父母，同时还背负着高额的房贷和消费贷。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消费能力来拉动经济增长。”傅鹏形容这种局面是“人口拐点”带来的经济困境。
他用日本的例子来说明老龄化的严重后果。“日本的经济在1990年后进入了长达30年的停滞期，其核心原因就是老龄化问题。中国现在正面临类似的困局，但我们的情况可能更复杂，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更大，社会福利体系更不完善。”
经济增长的边界与再分配的必要性
傅鹏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增长问题”，而是“分配问题”。他提到：“过去40年，我们关注的都是如何让蛋糕做大，但现在，如何分蛋糕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中国需要一场分配机制的深刻改革，只有通过再分配，才能缓解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经济增长的边界已经显现，我们不能再寄希望于高增长来解决一切问题，而是需要通过政策干预来优化资源配置。”傅鹏认为，再分配的关键在于如何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让底层和中层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傅鹏还建议，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改革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来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到：“在欧美国家，税收是实现再分配的重要工具，而中国的税收体系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尤其是在遗产税和房产税方面。”
全球经济与中国的未来
傅鹏在讲座的最后，对全球经济形势和中国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他认为，全球化的退潮和右翼化的兴起将继续深刻影响中国的外部环境。“美国的产业回流和贸易壁垒正在改变全球供应链的布局，而中国需要更多地依靠内需和创新来应对这种变化。”
他特别强调，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将更加复杂，不仅是技术和资本的较量，更是制度和文化的竞争。“中国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尤其是在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创新方面。”
对于中国的未来，傅鹏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虽然我们面临很多挑战，但中国的经济韧性仍然很强。关键在于政策的方向是否能够及时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他总结道：“只有通过深刻的改革和开放，我们才能在这场全球变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篇文章总结了傅鹏的主要观点，从2016年的世界格局变化到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再到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他的洞见不仅揭示了当前经济的复杂性，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更加灵活和审慎地应对挑战。
文昭：敢于直言的学者
文昭解读傅鹏的演讲時结合自身观察对中国经济现状和全球趋势进行了评论。他指出，傅鹏的演讲之所以引发热议，部分原因在于当前“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舆论氛围下，敢于直言的学者凤毛麟角。傅鹏的分析，尽管显得悲观，但却贴近事实，反映了公众对经济困境的切身感受。
文昭总结了傅鹏的核心观点，即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这一问题无法通过刺激经济来解决，唯有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才能缓解。他特别指出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不愿意生育是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并结合80后群体的消费和债务特点分析了过去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文昭补充道，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产阶级返贫速度加快，中国经济的繁荣基础正在动摇。
此外，文昭对傅鹏提出的“金字塔投资思维”表示认可，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是决定经济趋势的核心因素。傅鹏将全球经济大周期的起点定在2016年，认为世界正向保守主义回归。文昭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川普政策对全球化、贸易和地缘政治的冲击，并指出美国企业的供应链回流和自动化技术投资可能带来的影响。
对于傅鹏对朱镕基时期经济政策的肯定，文昭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朱镕基改革虽推动了增长，但也埋下了资源错配和分配不公的隐患。文昭强调中国经济深层问题的结构性和长期性，并提醒大家，未来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将持续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