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许成钢（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4年12月21日讯】（看中国记者尹华采访报导）经济学家许成钢通过对比苏联的改革与解体经历，分析中国制度基因的独特性及其对未来改革的潜在影响。他特别分析了中（共）国的太子党现象。
制度基因的不同：中苏对比
苏联的制度基因
苏联的制度基因强调共青团体系的干部培养机制，这一体系自斯大林时代起即为培养领导人服务。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民主与人性。他的改革政策“Perestroika”试图在共产党体制内推动更大程度的自由化，释放社会创造力。然而，这种“社会主义民主”的乌托邦思想，与国有制和集权制本身的矛盾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的共青团体系不仅是培养接班人的平台，更是政治精英阶层的摇篮。在这个体系中，个人的能力、政治忠诚以及组织内的关系网络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这一体系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开始松动，引发了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冲击。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共青团体系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为社会力量的崛起提供了空间。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强调社会参与，但并未充分考虑到旧权力结构的抵抗。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和制度保障，导致了其改革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的矛盾。尽管如此，这些改革为后来的东欧国家和苏联解体后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苏联的历史表明，制度变革需要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稳定的过渡机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并非完全由于其目标错误，而是其方法与环境不匹配所致。这为其他国家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中国的制度基因
与苏联不同，中国的制度基因中存在“太子党”的独特现象。毛泽东在文革前推动“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政策，将干部子弟作为接班人培养，形成了以血缘和权力继承为基础的政治生态。这种“太子党”文化强化了集权主义倾向，与民主化思路相悖，为制度改革埋下隐患。
中国历史上的的血缘继承的观念在现代政治中演化为干部子弟的优先地位。太子党的崛起不仅改变了政治精英的来源结构，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流动性。
此外，与苏联的共青团体系不同，中共的干部培养更加强调家庭背景和政治忠诚。这种基因决定了中（共）国的权力交接更具个人化和派系化特征，缺乏制度化保障。这种模式在维护短期稳定的同时，也为长期的社会不满埋下了种子。
太子党的存在反映了中（共）国政治文化中的深层矛盾。一方面，血缘和人际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与现代政治中的平等和法治原则格格不入。这种张力为中（共）国的政治改革增加了复杂性。
改革路径的选择：苏联与中国的分岔路
戈尔巴乔夫的路径
戈尔巴乔夫相信，只有通过开放民主、释放社会活力，才能实现经济改革。他放弃了传统的列宁主义党纪，允许党员按照良心投票，从而推动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化。然而，政治权力的松动与经济改革的失控，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注重社会公平与人道主义。他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改善苏联社会的官僚主义和压迫问题。然而，这些努力并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和认同。传统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及经济问题的加剧，使得改革过程充满了阻力。
尽管面临巨大挑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还是在社会层面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推行的民主化政策为东欧国家提供了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苏联内部的思想解放。这些影响在苏联解体后持续发挥作用。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提醒我们，制度变革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社会文化背景、经济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改革的成功或失败。
邓小平的路径
相比之下，邓小平选择了一条“抓权利、推经济”的道路。他明确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民主”，认为改革的核心在于稳固权力。这种策略在短期内确实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加强了权力的集中，为后续的社会矛盾埋下伏笔。
邓小平的改革更多地强调经济优先。他认为，只要经济发展能够带来物质改善，社会不满便可以被压制。然而，这种“经济换取稳定”的模式，并未能解决社会内部的深层矛盾。
此外，邓小平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权力的不透明性。经济改革的红利更多地流向权力精英阶层，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这种现象引发了对现行体制的批评和质疑。
邓小平模式的优势在于其短期的高效性，但长期来看，其对权力结构的影响可能阻碍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将是这一模式的最大挑战。
制度基因的遗留问题：太子党与红二代
中国的太子党现象可以追溯至文革时期。红卫兵运动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出身论逻辑，强化了权力继承的血缘基础。这种文化背景孕育了今天的“红二代”和“太子党”，他们更关心权力而非社会公平，从而阻碍了民主化的可能性。
太子党的崛起不仅影响了政治生态，也深刻改变了社会文化。血缘继承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与平等理念相冲突，这种冲突在太子党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太子党现象的延续，不仅影响了公众对政治的信任，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此外，太子党的存在还强化了权力的不透明性。在这个群体中，权力的获取更多依赖个人关系而非制度化程序。这种模式使得政治权力更加封闭，削弱了公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太子党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政治。在国际层面，中国的这种权力继承模式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模式可能成为其他威权国家效仿的对象，从而影响全球的民主化进程。
从长远来看，如何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将是中国制度改革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太子党的存在为这一挑战增添了新的复杂性。
制度基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苏联的解体与民主化
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等，通过民主化逐渐走向现代宪政社会。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历史上具备议会制的传统和民主化的社会基因。而波罗的海三国更是在苏联内部率先实现民主化，其根源在于他们深厚的民主传统。
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为后来的制度变革提供了重要经验。这些国家的成功表明，历史传统和社会基因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揭示了外部环境对制度转型的推动作用。
波罗的海三国的案例尤其具有代表性。这些国家的制度基因使其在苏联解体后迅速过渡到民主宪政。这种过渡不仅改善了国内的治理状况，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改革的参考。
然而，东欧国家的经验也提醒我们，制度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即使具备良好的制度基因，转型过程仍然充满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改革的成败。
中国的改革困境
相比之下，中国缺乏类似的制度基因。尽管经济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社会压力与制度改革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现行的制度基因更多强调集权和控制，而非社会共识与民主化实践。这使得中国在未来的制度转型中，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中国的改革困境还表现在社会对改革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公众对社会公平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现行体制的权力结构限制了这种呼声的实现。这种矛盾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增添了难度。
此外，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对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和挑战逐渐增多。这些因素为制度改革提供了动力，但也增加了改革的不确定性。
未来的制度改革需要更多地考虑社会需求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改革路径，以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未来的改革展望
许成钢提出，要实现制度变革，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增强社会启蒙
教育和媒体应鼓励独立思考，推动个人对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理解。只有社会整体形成共识，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社会启蒙不仅是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公民社会的基础。通过加强教育和媒体的独立性，社会可以逐步形成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这种认同将为制度改革提供长期支持。
此外，社会启蒙还需要依赖广泛的公众参与。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公共讨论和社区活动，可以进一步增强公众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这种参与能力将为未来的制度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社会启蒙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克服传统观念的阻力和外部环境的干扰。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2.培养民主传统
借鉴东欧国家的经验，中国需要逐步建立基层民主制度，增强公众对民主选举和议会制的认同。
基层民主是实现社会共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在地方层面推进民主选举和决策机制，可以为更高层次的制度改革提供试验和支持。同时，基层民主还可以增强公众对政治的信任和参与感。
培养民主传统还需要加强制度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有助于防止权力的滥用，还可以增强公众对制度的信心。
此外，培养民主传统需要关注历史和文化因素。通过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理念，可以为制度改革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和路径。
3.削弱太子党影响
在政治体制上，通过法律和制度限制权力世袭现象，推动干部任命的公开化与透明化。
限制权力世袭现象是实现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这不仅可以减少权力的集中和滥用，还可以增强社会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此外，推动干部任命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可以增强公众对政治的信任和参与感。这些措施可以为未来的制度改革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动力。
削弱太子党影响还需要依赖制度的创新和改进。通过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可以为制度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