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图片来源：JIM WATSON/AFP via Getty Images)
川普(特朗普)上任一个多月，外交层面的重点是结束乌战、征关税，除了《美国优先投资备忘录》之外，中国暂时还未成为特别针对的重点。中国方面的分析认为，现在中美之间主要剩下三大需要磋商并解决的问题：芬太尼、贸易逆差与关税。禁毒方面北京已经答应合作；贸易逆差中国也已经表态，希望美国开列出“愿望清单”（希望中国采购什么），中国愿意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关税方面双方进行谈判，中方也做好了有限度加征的准备。这种观点的背后，自然是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双方关系正常化。这说明中方到现在为止，还不愿意接受一点：美中关系改变，缘于两国对彼此战略定位的改变。
对华战略定位变化始于川普1.0
美中关系自克林顿时期开始，曾有一段黄金时期，奥巴马第一任期内达到顶点，标志是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决定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代了原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战略对话”，每年两次，从2009年到2016年，共举办了8轮；2017年1月川普1.0之后，这一对话终止。2019年3月，美国对华贸易战开打，中美关系从此被定位为“全面竞争关系”，同时也不排除贸易等方面的经济合作。
中国始终不接受这一定位。从川普1.0开始，中美关系面临三大难题，首当其冲的一是战略定位问题。美方对“竞争”涵义的阐述非常清楚：竞争就是对手，但竞争包括按照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不按规则甚至是破坏规则的不公平竞争。川普的谈话中多次表述，中美之间应努力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外界虽然多次炒作“中美脱钩论”，但我多年观察下来，川普1.0时期，他本人从未说过美国经济要与中国脱钩。即使进入川普2.0时期，尽管国务卿卢比奥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反对中共、古巴、委内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技术与国家安全顾问彼得・蒂尔（帕兰提尔公司董事长）亦极度反共，认为美国科技公司与中国合作是叛国行为，并推动极端的脱钩策略。但在对华外交上他们都遵循川普的意见：重要（甚至全面、危险）的竞争对手，美国可采取一切必要的方式限制中国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降低中国带来的各种风险，但不会脱钩且以两国之间避战为目标。
中国朝野（“野”指学术界的中美关系研究者）都拒绝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尤其反对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认为在竞争与对手之间只能二选一。理由是：美国把寻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即便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收益，但若美方收益小于中方收益，在美国看来就是相对增强了中国的力量，因而是不可接受的，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对中国的限制与打压。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并提出“竞而胜之”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将中美关系看作“零和博弈”，必须分出赢家与输者。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战略定位，以及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认知，不利于构建双边的基本信任，因而不能对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起正面作用。
“战略互信”何时开始变质？
前述状态实际上是一个战略互信问题，这种战略互信原来奠基于中美之间的默契与国力。在2008-2009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对自身的国力有绝对的自信，中国那时也在奉行“韬光养晦”阶段——美国中国研究圈对这个中国成语的解释很有趣：老虎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收起爪子，闭上嘴巴不露出牙齿。到了美国及西方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五万亿救市曾被欧洲媒体视为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之后，中国开始不再韬光养晦了。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这段回应获中国官媒高调应和，在此后几年内都称中国要从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
如果要找个时间点，这一次就是美中失去战略互信的开始。自那以后，两国都开始针对对方进行战略定位重构。中国方面比较明确，要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服从者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奥巴马政府从未正式宣布放弃将中国定为“战略合作伙伴”，但美国战略界开始重新思考对华外交政策，新一代“中国通”就在此时开始崭露头角。这种舆论力量的积累，到川普1.0时期，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全面竞争关系”自然水到渠成。
川普2.0彻底抛弃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模糊
拜登政府终其任期（2021年-2024年），都没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主要是两条，一是表示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以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为目标，承认中共政权维持其合法性；二是保持接触，以防中美关系脱轨。
但中国并不领情，认为美国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理由如下：中国将核心利益概括成三点：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三者密切相关，主权包括主权完整，美国对台湾的干涉行为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现。“发展利益”当中，当然包括区域霸权的发展，尤其是通过中美科技合作获得短期技术进步的发展。
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原则性概括。从奥巴马以来，在关于“美国的核心利益”方面，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看法与政策。根据近几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描述，美国的核心利益可概括为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是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在国际层面是推广美国价值观和维持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但界定虽然清楚，解释却完全因人而异。拜登政府将推广DEI等觉醒政策、开放边境放进1020多万非移（这只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署的登记数字，附注说明实际进入的远高于此数）视为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并视在国际社会推行LGBTQI+价值观为美国的核心利益，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就是盟友与可团结的对象，可以坐上餐桌。对拜登的国内国际政策，除对华政策之外，中国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甚至从未进行官方评价。
川普2.0将MAGA当作美国的核心利益，在国内要驱逐非法移民，废除DEI；在国外则以关税作为战略工具，无论是盟友还是关系复杂的邻国，以及被宣布为“战略竞争关系”的中国，一律加征关税，谁也别想因认同Woke价值观就坐上美国的餐台享用免费午餐。对中国，川普2.0还通过《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加了特别限制，在所有中国亟需获得的先进生产领域，既堵绝了中资以任何形式来美投资，还堵绝了美资以任何形式到中国投资。
我曾经总结过，自美中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经常经历晴天版与阴天版的莫测变幻。自川普1.0以来，美中关系进入阴天版，进入川普2.0时代，暂时看不到阴转晴的可能。因为两国的战略互信瓦解始于两国对对方的战略定位，只要双方针对彼此的定位不改变，自然不可能恢复两国战略互信。但有些事情，则不管目前美中关系如何，中国都应该做，那就是两国禁毒合作，因为这至少表明中国还具有起码的国际道德与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