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两次以“脑病”为由给国民党做辞职的借口？（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两封书信中的“脑病”
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中，保存着中共篡政后首任党魁毛泽东早年的两封书信，其中都提到了毛患有“脑病”。
第一封是1924年5月，毛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时写的辞职信，内容是：“平教委员会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刘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为什么身为中共党员的毛泽东会在国民党内工作呢？这还真是奇怪。这需要从头说起。1917年，因不满北洋政府派系纷争，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名义，在广州掀起护法运动，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北洋民国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建立军政府后的孙中山，寻求美国的支持，但美国政府反应冷淡，毕竟北洋政府才是获得美国正式承认的政权。此时，发动“十月政变”的苏共政权，开始将目光瞄向东方，意欲谋取更大利益，孙中山的军政府进入其视线。
起初，孙中山并不热心，与苏俄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1922年6月，与孙中山在包括是否与苏俄建立联系在内等存在分歧的陈炯明发动政变后，一度陷入困境、希望得到外部援助的孙中山开始接受了苏俄的邀请，双方关系快速发展。不过，当时莫斯科对孙中山援助的前提就是：“促使国民党按照俄共模式前进。”而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对国民党援助的多少，“要据他全面改组国民党的愿望而定”。
由于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之邪恶认识不清，希望得到苏联支持的孙中山上了苏共的当，最终选择妥协，并与苏俄外交代表越飞签署了联合宣言，进而获得了苏俄的资金、人员、武器等方面的支持。但孙中山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同意改组国民党并不等于接受苏俄的共产主义思想，对此，苏俄选择了退让。联合宣言第一条写道：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孙中山提出了“联俄容共”政策。对外联俄，是希望联合可以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共同奋斗”。在与苏联联合的同时，孙中山对内则采取“容共”政策，即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希望与中共党员一起为国民革命而努力，并将中共同化，将隐患在无形中消除。而中共接到苏共“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的指令后，令党员相继加入国民党，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
资料显示，早在1923年中共三大，毛就当选为中央局秘书，进入中共权力核心。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毛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亲拟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毛名列其中。会后，毛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该执行部是国民党除广东根据地外最重要的机构，负责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的工作，毛担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那么，毛辞职信中提到的“平教委员会”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呢？1924年3月6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二次会议，毛等共产党人出席，决定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平民教育委员会”，在工人较集中的地区开设平民学校、工人夜校，宣传共产思想，培植中共力量。
会议还决定：“以平民教育运动为本党目前着手的一般工作，组织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并主持这项工作。”委员会由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孙镜、何世桢、邵力子（邓中夏代）、恽代英、毛泽东等九人组成。
该委员会成立仅仅两个多月，毛就请辞，理由是“脑病日增”和工作繁忙。究竟是什么样的脑病，还是借口，并不见记载，也没有什么诊断记录，但毛工作繁忙，更多的是忙于中共的工作吧。
历史资料显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不但没有遵循孙中山提出的“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要求，还不断发展自己，并攫取了国民党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同时制造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划分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最终导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清共”。
自然，毛、周在国民党内也必然参与了分化、攫取国民党领导权的活动。如毛于1925年10月5日，经汪精卫提议并经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毛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继续担任宣传部代理部长；周恩来则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而毛的脑病在1926年又见被提起。1926年2月14日，毛写信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林伯渠，要求请假，信封上还注明“报告中央”，内文是：“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此次“脑病”被证实是假。在《毛泽东年谱》中，有沈雁冰的回忆印证：“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换言之，在国民党工作的毛，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以生病为借口去考察农运，发展共党力量，并开始意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第一次以“脑病”为由辞职，也是借口呢？
第三次“脑病”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毛第三次提到脑病是在1957年11月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在此次讲话，他提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也是在这次讲话中，他首次公开承认自己患有脑病，他这样说道：“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了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一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按照西医的解释，脑贫血是脑内一时性血液供应不足引起的晕厥现象，常常表现为突然发作的头晕、眼花、眩晕、耳鸣、走路不稳，严重时意识模糊、双目失明或复视、单侧或双侧肢体无力与感觉异常、莫名其妙地摔倒、说话不流利等。毛承认自己曾有过上述症状，但中共官方并未公开。
在讲话后，毛婉拒了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访波的邀请，讬辞是“有病，恐怕这段时间去不了”，但真实的原因恐怕是两人观念不同。
根据近些年披露的资料，被视为“红太阳”的毛泽东，晚年身患多种疾病。1971年，毛患上了肺炎，血压也不断升高。1972年1月，竟然首次发生轻度昏迷，政治局为此还召开了会议，但在姚文元的“威胁”下，医疗小组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的议程就被取消了，而毛也因不认为病情严重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
此后，因尼克松要来访，毛选择了积极治疗，但2月初，毛因为一口痰吐不出来，再次陷入昏迷，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医疗小组按照周的方案施救，毛病情出现转机。
1974年，毛的病情在表面上似乎有了好转的迹象，但实际上却有严重的趋势，双眼因白内障近乎失明，右侧身体也出现麻痹，此后还发现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
据说，毛病情的危重程度，此前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1975年秋天，毛病情再次出现反复，气喘加重，语言不清，行走也显得更加困难。
1976年，毛先后出现三次心肌梗塞。当年5月11日，毛第一次出现了心肌梗塞迹象。这一次，毛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病情十分严重。
从8月下旬开始，毛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9月9日零时10分死亡。无疑，对于毛的病情乃至死亡的准确时间，中共都是费尽心机隐瞒的。
从毛晚年的诸多病症看，至少在年轻时，他的脑病如果有，也并不严重，但在中共建政后，其脑病曾折磨了他一段时间。而从佛家的因果报应角度看，毛晚年身体上的种种痛苦，正是造下的业力的果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