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中的戴文葆先生（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5年3月19日讯】1928年杨刚入党。从面相看，这是一位善良的女性。
1938年，杨刚把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杨刚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并称新闻界“四大名旦”，是名传四方的人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杨刚任《大公报》军代表。
1949年10月1日，杨刚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受邀出席开国大典，登楼观礼。第二天即写下充满喜悦之情的文字《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1950年调北京，出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1955年春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报道。
1957年5月6日，人民日报社成立“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共7人：邓拓、胡绩伟、杨刚、王揖、黄操良、陈浚、萧风。杨刚排名第三。6月，“整风”转为反右，原整风小组改名为“反右领导小组”。
6月9日杨刚以“金银花”笔名发表诗作——《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
1957年10月7日清晨，《人民日报》同事发现，杨刚衣着整齐地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人事不省。当即送往协和医院抢救。医检发现，杨刚服下了大量安眠药，已经离世。
她何以选择这种方式不辞而别，令人诧异，死因成谜，年仅52岁。
杨刚之死，让戴文葆感慨良多。
1951年，戴文葆奉调进京，从事出版工作。当时还是供给制时期，人民出版社给戴文葆的小米定量最高。1954年，戴文葆被聘为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室副主任，职称是五级编辑。这在当时一百多位编辑中，可谓凤毛麟角，只有中史室的大牌编辑朱南铣先生与之比肩。
1955年，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子野有次参加政协会，中央某负责同志把他叫起来问：王子野，听说你们那里有个军统特务叫什么什么的，你们为什么按兵不动？过了一段时间，曾彦修出席中宣部的定期干部会议，这位负责人又把他叫起来说：“你们那里有个军统的，叫个什么什么的人，你们怎么按兵不动？”
负责同志所说的什么什么人，就是戴文葆。1956年肃反运动，各单位要求重新摸底审查，曾彦修负责审查的几个人中，就有戴文葆。
戴文葆在1940年高中毕业后，经人介绍参加了江苏省政府举办的青年训练班，培训数月后分配到本地阜宁县政府的情报室做办事员。入职不久，戴文葆发现这是一个混日子的机构，便在当年离职去了上海。就因为这样段简历，成了他半生悲剧的起点。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各单位号召“五类分子”要自动前往公安局登记。戴文葆不懂那个阜宁县政府情报室是个什么东西，总之是国民党政府的机关，就自动去公安局登记。当时的办事人员说：你这不属于登记范围，回去向党组织坦白就行了。戴文葆回来后，向《大公报》军代表杨刚讲了这件事情。
1954年夏天，杨刚调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担任处长。
肃反运动一来，杨刚便向党组织报告了戴文葆的“历史问题”。据说当时公安部门有一条规定，凡是在国民党或汪伪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人，不论什么职务，一律都是特务分子，定性为历史反革命。
多年后戴文葆回忆起这段往事，曾调侃地说：难得我们这位警惕性颇高的革命老大姐，在宫阙办理机要，公务繁重中还记住了我这个无名之辈，将我的事情报告了中宣部领导。
这样一来，陆定一就知道了戴文葆的事情。陆定一时任中央肃反“十人领导小组”组长，故对此事十分注意，所以一再追问出版社为何按兵不动。
1956年秋，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亲自到人民出版社来过问此事，责问有关领导：为什么你们放着戴文葆这只死老虎不打？
令人惊叹的是，在陆定一、陈克寒两位领导的严辞催问下，曾彦修竟然还保护了戴文葆几年。
当时，人民出版社组织了专案审查小组，曾彦修是审查戴文葆历史旧案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戴文葆历史审查结论的撰写人。曾彦修在戴文葆的审查结论中说，对他的一些传说和怀疑完全弄清楚了，他根本算不上历史反革命。
戴文葆因此躲过一劫。1957年反右运动，戴文葆35岁。运动初期，环境宽松，号召畅所欲言，戴文葆禁不住一再鼓励，也写了唯一的一张大字报。内容很简短，大意是说“三害”如同党身上的“毒瘤”，这次整风运动一定要把这个“毒瘤”割掉，党才能健康前进。这些话谁都不觉得有问题。哪知后来风向一变，“毒瘤”二字就有了新的理解，竟被无限上纲，说他把党比作“毒瘤”，还要割掉它，简直和人民大学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没有两样。戴文葆百口莫辩，也不容申辩，只能承受猛烈批判。这样的罪名显然荒唐透顶，但当时不少冤案就是这样形成的。
到反右运动进入高潮，就连出版社一把手、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的曾彦修，为减少右派指标，把自己也划为右派，成了《人民日报》头版点名的典型。该报那天的醒目大标题是：“党内也有右派。”人民出版社的反右运动由文化部直接掌控，一连揪出了二十多个右派。
戴文葆原本就是文化部挂号的反面人物，过去因为曾彦修保他，没受影响。如今曾彦修也倒了，自然要新帐老帐一起算了。
戴文葆被划成了极右分子，加上原来的“特务分子”，简直就是妥妥的双料反革命。
1958年2月上旬，戴文葆刚上班，领导就找他谈话，给他两种选择：如果接受劳动教养处分，以后一概由组织负责；如若不接受这种处分，则开除公职，组织上一概不管，任其流落社会，自谋出路。解放后是单位社会，脱离组织就意味着失去工作，连吃饭都是问题。戴文葆哪有选择，只能选择活在组织的负责之下。
出版社于是联系了公安局，用警车把戴文葆送到城南半步桥北京市第一模范监狱寄住，以后又押送到茶淀清河农场西荒地583分场劳动。
那地方杂草丛生，遍地蛇虫，住的是地窝棚。戴文葆先是在大田里劳动了约一年半，以后又安排他拾肥，并帮助队长做些事务性工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遍地饥馑，戴文葆由全身浮肿，发展为下肢萎缩，胃溃疡，终至卧床住院，不能行走。
1961年底，农场通知出版社把濒临死亡的戴文葆领回去。出版社答应派人来接。到了约定好的那天，场部派了一辆平板车，把戴文葆送到茶淀车站。在那儿，戴文葆看到了出版社来接他的领导范用。范用是出版社的副书记、副社长、副总编辑，两人在重庆时就认识。戴文葆被贬到农场后，范用数次借周末无人知晓的机会，换上儿子的棉大衣，口袋里塞满罐头食品，悄悄前来探望。此事让戴文葆终生难忘。
在儿子杨进的记忆中，父亲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回来的。身穿厚棉大衣，头戴棉帽的戴文葆在妻子的搀扶下，脚步艰难地在地上拖着，缓慢地移上台阶，喘息不止的坐在了门槛上。
出版社要戴文葆安心休养，组织上会考虑安排他的工作。
大约过了四五个月，北京市公安局找戴文葆谈话，告诉他经冯基平局长批准，已对他解除了劳动教养，同时给了他一张印好的通知，要他交给原单位。
戴文葆这才又可以上班了，但编制问题却一直未能解决，自从1958年被送往清河农场教养后，他在原单位就不再是在编人员，而是出版社的临时工了。
1962年，戴文葆被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借调过去，接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编辑整理。虽然没有体制内身份，但中华书局待他如同正式员工，一视同仁。只是戴文葆自己，因是“摘帽右派”，自觉仍属贱民，所以从不拜客访友，每天只是两点一线的上下班。
1966年，文革开始，很多人都在遭受批斗，性命堪忧，有的甚至自杀身亡，戴文葆却因在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都不是正式编制人员，两边单位都顾不上他，让他侥幸躲过一劫。但他看周围阵仗，深知北京已非容身之地，便依“小乱居城，大乱居乡”的古训，主动申请回苏北老家打扫厕所，接受改造。
七月，工作组进驻书局，通知戴文葆放假一周，以后就没有了下文。八、九两月，戴文葆几次到单位要工资，同时希望有人能安排他做点事情，结果没人理他。后来有个叫“卫东”的人出面对他说：“你是黑线骨干，目前没法处理，以后再说，现在先回家等着吧。”
接下来首都搞城市“净化”，有问题的人都被驱赶出京，戴文葆也在驱赶之列。他去宣外公安局第五处（劳改处）请求收容，遭到拒绝。又去茶淀清河农场，请求回场劳动，也被拒绝。那几天，戴文葆在东单公园、东单街头和火车站四处流浪，白天去派出所请求遣送，夜晚则露宿街头。
1967年，戴文葆终于获准回苏北老家定居。
那是在十月底的一个晚上，妻子帮戴文葆收拾了两包简单的行李卷，由儿子陪同父亲到永定门火车站上车。为了乘坐第二天早上的第一班车，父子俩在车站外的广场上露宿了整整一夜。天亮时，戴文葆要儿子先到进站口，通报说有一个“坏分子”要离开北京。他自己则拿出打了很多补丁的外衣穿在身上，背上还特意缝了块白布，上写“坏分子戴文葆”。他将两件行李一背一提，走进站去。儿子看着他的背影，背上的那块白布一招一招的，渐渐远去，直至消失。
戴文葆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江苏阜宁。地方上的乡亲对他很是宽容，并不想让他过于吃苦。他却自告奋勇，一定要干最脏最苦的工作。
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说服别人同意了他打扫厕所的请求。他在回忆中说：监护茅厕，是我请求了三个月的胜利果实。故乡人都愿代我干，或是要求我五更天去干，我绝不同意，一定要街市上人来人往，众目所视，我才带上工具上班。
后来因此发生一则趣闻，1987年，戴文葆获出版界第一届“韬奋奖”，消息传回老家，亲戚们都为他高兴，说“二爹”在文革中打扫厕所，十分认真，文革后还得了个“掏粪”奖。只是不明白，他明明是在家乡掏的粪，怎么由北京发给他“掏粪”奖呢？一时间在家乡盐阜传为笑谈。
后来，革命委员会首长觉得让戴文葆打扫厕所不好，将他调到工厂当杂工，实际却是陪伴主任外出当采购员，使他饱览大好河山，大开眼界。
1976年文革结束，戴文葆在第二年返回北京，开始为自己的遭遇申诉求助。他托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转信给邓小平，请求安排生活。潘怀素听说后也主动请人为他帮忙。老领导曾彦修在未曾见到他的情况下，就出面请求胡乔木帮助戴文葆解决工作问题。在多方合力下，人民出版社为戴文葆落实了政策。
1978年底，戴文葆先在文物出版社上班，两年后又调回了人民出版社。原本，因为在人社受到过伤害，戴文葆是不愿意再回人社的。但经不住曾彦修和范用等老领导的诚挚邀请，他又回到了人社。
人民出版社向来是大社派头，它在给戴文葆的工作证上只写“审读室”三字，让戴文葆心生不快，这是审读室勤杂工呢还是编辑？
但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宋木文说：“对戴文葆的待遇，是高于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的。”
而戴文葆也不负重托，编辑出版了多部大书，包括《弘一法师书信集》《胡愈之译文集》《文明的进程》《性心理学》，《鲁迅全集》的选编，新写了全部注释等等。
曾经，对出版界是否有必要设立职称系列，文化部和人事部产生了分歧。人事部的意见是，编辑工作没有创造性，不需要设立职称。文化部出版局将戴文葆的自传和几篇审稿意见及作者通信呈上，国家人事部有关人士看了后心悦诚服，同意设立编辑出版职称系列。
1984年，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试点，设立编辑专业，戴文葆受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邀请，担任了这两所高校的特聘教授。
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卷》，由戴文葆担任该部分的副主任、副主编，并亲自撰写了《编辑》和《编辑学》两个条目。
戴文葆晚年著述出版的《射水纪闻》，对家乡历史贡献尤大。
2008年，戴文葆因病去世，享年86岁。
戴文葆生前的最后几年，已经有老年精神病象，“时而愤怒，时而因不解而困惑而烦恼……常情绪不稳，波动很大，话出奇的多，时有恐惧和对抗心态。”
老领导曾彦修也说：戴文葆临终前数年，总担心早年参加国民党阜宁县情报室的历史问题，有人会秋后算账。曾彦修得悉此事后，特地赶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说明他的历史已完全弄清，请他无论如何放心，并说明此信同时交人民出版社党委备案。
又据《戴文葆书信集》的编者李频记载：他最后一次见戴老是2006年11月26日，那次是和太太一同去的。交谈不久，李频便感觉话风不对，戴老同他交谈，总是前言不搭后语。说着说着，竟把李频夫妇引到他卧室的书桌边，从抽屉里翻出离休证、工作证，要李频的太太帮他拍照留存。李频以为他又要讥诮什么，谁知抬眼一看，发现戴老竟是一脸的严肃，这才感到大不同于往常。继而戴文葆更愤激地说，单位会把这些东西收回，不承认他是离休干部。李频安慰他绝不会是那样，内心却万般难受，赶紧示意太太用手机拍照，满足老人的要求。
李频明白，戴文葆反右受到的伤害，这道心灵上的伤口，从未完全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