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8日，徐立锋（右二）和女儿徐芷燕（右一）在加拿大多伦多中领馆前参加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组织的茉莉花行动。（徐立锋提供）
【看中国2025年3月18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据统计，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已有115万中国公民用脚投票，在海外寻求庇护，这个数字还在大幅攀升。2024年这个数字比2012年暴增1426%。近日，来自中国浙江绍兴的徐立锋近日接受了《看中国》采访，讲述了他从一名军人、再到织布厂老板，转变为如今积极参与反共活动的人士，他的经历不仅是一个普通中国人追求自由的心路历程，更是一段对中共体制从信任到觉醒、再到彻底反叛的深刻反思。
从童年到军旅：觉醒的起点
徐立锋的童年身材矮小，从小学到初中，再从高中毕业后参军的三年义务兵生涯中，屡屡遭受欺凌。“因为个子小，走到哪都被欺负，”他回忆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社会的规则这么不公平？想争取公正，付出的代价却比得到的还多。”这种对不公的反思，成为他日后质疑中共体制的种子。这种感受在当时或许模糊，但却在他心底埋下了对制度性问题的怀疑。
1989年，徐立锋上高一那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成为他思想转折的关键。又是过去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位要好的同学悄悄告诉他：“我爸那时候正在北京出差，当天清晨他偷偷去发生过枪战的地方看过，真的是“血流成河”啊”。当时的他无法相信，“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政治课上天天说他们多好，怎么可能？”他选择相信官方和老师的说法，认为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和境外势力挑起的反革命暴乱”。这是一个稚嫩的心灵无法承受摧毁三观的剧痛而自我麻痹的选择。但同时，六四事件的疑云在他心中挥之不去。怀疑，怀疑的种子开始发芽——解放军有可能会像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吗？
高中毕业后徐立锋选择了参军，一方面是像所有的普通青年一样把当兵作为寻找人生出路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够通过亲自体会观察部队生活，从而找到打开心中疑问的钥匙。
然而，军旅生涯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他讲述了两件刻骨铭心的事：第一次是刚到部队不久，新兵训练时，班长命令他们追上拖拉机将刚刚路过时几个模仿班长喊齐步走的口令（老百姓是毫无恶意的开玩笑而已）的男人拉下来殴打。“我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在追赶拖拉机的过程中刻意落在最后，追到了也没有参与殴打。看着战友们把无辜的人打得鼻青脸肿，我当时完全懵了，感觉三观被震碎了，只觉即使他们有一点小错也不应该这样殴打他们，直到身边人提醒我，刚才班长批评你了听见了吗？于是我的心里又增加了沉重的担忧：作为新兵最担心的就是没给班长留下好印象，因为接下去部队生涯的每一个关键，比如评价奖、申请入党、提拔班长、申请考军校等等都掌握在班长手里。我告诉自己将来必须用加倍的努力和更好的成绩才能弥补我在班长心目中的减分。这件事过去很久之后，一直在我脑中盘旋不去，慢慢的我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这种事能做，那么当领导下命令时，天安门的部队扫射学生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另一次，他经过近两年的训练，已经成为军乐队最重要的首席小号，却因指导员偏袒老乡，剥奇了他进入更高级军乐队的机会。“我不想走仕途，只想靠专业吃饭，但这个制度连这点公平都不给我。”
这两件事让他意识到，这是中共独裁制度的问题，决心努力离开这个体制，找其他途径谋求发展。“这是我当时有资格报考军校但最终艰难决定选择放弃的原因，”他说，“也是回乡后拒绝村支书培养我接班的原因。”
织布厂的兴衰：疫情封控 一招致命
退伍后，徐立锋回到浙江绍兴，尝试做过小生意也学过做工匠，但都无法作为事业。2001年决定开办家庭作坊，贷款购买了最早的两台织布机，开始了自做自销服装面料。起初，生意勉强维持，利润仅够还贷和生活，日子过得拮据。几年后开始有些节余的钱就投入设备增加和升级，苦熬17年，直到2018年和2019年，设备数量达到厂房所能宿容纳极限，扩张结束的同时开始产生了丰厚的盈利。
“那两年我一共赚到了50万，看起来未来一片光明，2020年预计收入40万……本想大干一场，”他苦笑道，“结果疫情来了，而且我的客户受疫情封控的影响特别大，所以整个上半年订单全没了。”这种短暂的成功，让他一度看到希望，但随之而来的崩溃，也让他对体制的不公有了更深的体会。
他预判疫情不会快速结束，即使几年后疫情结束，中美贸易战和疫情追责特使本行业走向衰落。看清了这个形式以后他终于不得不痛下决心关厂、低价处理设备，最终一年总投资100多万人民币的设备只收回不到20万。从20年到23年出国前，他选择“躺平”，不再创业。“疫情是一招致命，”他说，“但更致命的是这个体制。作为小企业主，把自己19年的生命数据包括健康都交给了事业，却落得这么个下场”。现实是残酷的，他的小厂成为疫情下无数倒闭企业中的一员。
回顾这段经历，徐立锋感慨万千。他说，织布厂的失败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我那么多年努力，好不容易有点起色，却被一场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疫情和一个不公平的体制彻底摧毁，”他说，“这让我更清楚，这个制度不会给普通人出路。”从此，他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和家人彻底摆脱这种压迫，而出国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教育的受害者：为女儿选择自由
徐立锋不仅自己深受中共体制之苦，也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吃人的”。他坦言，自己是“中国教育的受害者”，从小在父亲的棍棒教育和学校的高压下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的村干部，教育方式充满权威与虚伪。“他打我，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得会管教，”他说，“这种扭曲的人际关系，也是这个体制带来的。”
为了不让女儿徐芷燕重蹈覆辙，他从小教她平等和独立思考的价值观。女儿成绩优异，初中时全班第一，却因他拒绝让她入共青团而与妻子发生争执。“老婆说不入团会影响考高中，我说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凭什么跟分数绑架？”最终，他亲自辅导女儿，确保她考入浙江省嵊州市第一中学普通班第一名。然而，开学仅一周，他毅然让女儿退学。“早上6:00起床，晚上近10点才能到家，睡不到7小时，同舍四个孩子就有一个半是抑郁症。这种教育是要命的！”他愤慨道。他认为，这不是学校，是监狱；这不是教育，是洗脑，是奴役是压榨是残害！
他还提起女儿上小学时的一件事：老师要求学生对教育局调查员撒谎，掩盖学校伙食差、体罚严重等问题。他告诉女儿：“沉默以对，既不说谎，也不带来麻烦，用你的沉默来表示对这个坏制度的鄙视。”这件事让女儿也对中共的教育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她现在和我一样，知道这个体制的邪恶。”
2022年1月，他动用所有积蓄将女儿送到加拿大读高中。“哪怕钱不够，我出来打工也要供她，”他说，“在这里，她不上学也比国内自由。”2023年9月，他也来到加拿大陪读。他说，这不仅是为了女儿，也是为了自己，“我不想让她和我一样，被这个体制毁掉一生。”
反共从线上到街头
在国内时，徐立锋就开始反抗。2020年起，他建微信群，传播真相，揭露中共暴行，如709律师被抓、法轮功人士被活摘器官等。他的群被封5次，微信号被封4次，还两次被警察“喝茶”。“他们威胁我，说影响孩子前途，影响我在村里的名声，还说要把我用警车送回去，”他回忆时仍心有余悸，“我知道再待下去，早晚被关起来。”这些经历让他感受到言论自由在国内的脆弱，也坚定了他出国的决心。他说，这两次“被喝茶”是他反共道路上的转折点。
来加拿大后经人介绍，他得知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在海外为中国民主运动发声。很认同中国民主党的理念，于是，徐立锋和女儿于2025年3月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并参加了在多伦多中领馆前的“茉莉花”行动，喊出“打倒共产党”“中国需要自由”的口号。“我觉得很自然，因为这是我心里一直这么想的，”他说，“参加这些活动，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声势，就能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徐立锋（右）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左）在加拿大委员会党部合影。（徐立锋提供）
如今，徐立锋计划继续参与中国民主党组织的活动，包括各种游行。他说，这些活动不仅是对中共的抗议，也是对国内亲友的启发。“我希望他们看到，我们在海外喊出的声音，能让他们也开始思考，”他说，“哪怕影响一个人，也是值得的。”他相信，这些微小的努力，终将汇聚成改变中国的力量。
最大愿望：推翻中共 建立自由中国
来到加拿大，徐立锋和女儿都退出了中共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在加拿大，他感受到民主制度的公平与人权保障，这与国内的压抑形成鲜明对比。“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平等，不像国内处处靠关系，处处是腐败，”他说，“中共不是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源在于独裁制度，没有法治，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只有彻底改变，中国人才能享有人权、自由和公平。
作为一名爱国却反共的海外华人，徐立锋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推翻中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
他表示，他会继续在海外为反共事业努力。“只要能让更多人看清真相，我就没白活。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