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学者认为复仇是刑罚的起源。（图片来源：Adobe stock图）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此仇不报非君子”，是复仇者常说的话，如果要说正式一点的，还有这么一句：“复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
孔子对“复仇”的看法
孔子对复仇没有直接评论过，但是《论语‧宪问》中有这样一段话：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不记仇恨，反以恩德回报他人，你怎么看？）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恩德回报对方的仇怨，那又要拿什么回报对方的恩德？应该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
什么是“以直报怨”？刑昺以为：“当以直道报仇怨。”也就是以公正无私、正确适当的方式处理仇人。
三种等级的复仇方式
《礼记》中的复仇方式会因血缘的远近而有所不同。根据〈檀弓上〉记载：子夏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说：“随身携带武器，不可以出仕，因为出仕后，就必须服从国君之命而不能轻易舍弃自己的生命。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一旦遇到仇家，就要立即亮出武器，为父母报仇。”
子夏又问：“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说：“至于兄弟之仇，可以出仕，但是不与仇人同国。如果身负国君之命，虽是遇到仇人了，也必须以完成君命为重，不可以赶着复仇。”
子夏再问：“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说：“伯父堂兄弟的仇，不必率先行动，因为自有苦主出面，不需代劳，只要拿着武器从旁协助即可。”
由此可见，孔子根据亲疏远近的关系，将复仇分成了三个等级，即“父母之仇”、“昆弟之仇”，以及“从父昆弟之仇”，其中以父母之仇最为严重。
《周礼》对复仇的规范
冤冤相报，何时得了？复仇行为起源甚早，以至到春秋战国成为一股风气，甚至不少学者认为复仇是刑罚的起源。《周礼》基本上并不主张复仇，虽然对私人复仇采取开放的态度，但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还是希望能在礼治的规范之下而有所限制，也因此而设置官吏、职司来排解仇恨。
《周礼‧地官‧调人》对复仇的规范有具体的说明：调人，是负责调解人民各种争难的官职。是凡过失杀人者，经调解失败后，若是杀父之仇，则令杀人者躲避到四海之外（郑《注》：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若是杀兄弟之仇，则令杀人者躲避到千里之外；若是杀伯父堂兄弟之仇，则令杀人者避居到另一个诸侯国去。
如果杀人者不肯避仇，等同不遵从天子的命令，那么调人就会把瑞节交付给报仇者，在复仇之后，可以凭着瑞节减免刑罚。
以上讲的是“过失杀人者”，如果是“杀人而义者”，则不可对之复仇；如果是“杀人而不义者”，自有王法制裁，如果官府拘捕未得，允许报者私下复仇。
复仇和公法的对立
古代复仇行为之所以被民间舆论所接受，是因为复仇观是建立在“孝”的伦理观念上，尤其是血族复仇，不但是“孝”的表现，也是血亲之间的义务。是以《礼记‧曲礼》写道：“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孔颖达《疏》云：“此不共戴天者，谓孝子之心。”
后来，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国家公权力的扩张，以及法律的增订，以牙还牙的复仇行为与法律公义便产生了冲突，造成了“私义”与“公法”的两难。我们来看一下唐代徐元庆杀人事件。
武则天年间，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一个官吏，然后就去自首。左拾遗陈子昂认为按照国法，杀人者死，所以徐元庆当伏诛；但若依礼经而论，父仇不共戴天，徐元庆又不当诛。最后陈子昂做了一个折中的建议，既判徐元庆死刑，又在其乡里褒扬他为父报仇。他的建议充分体现出礼法冲突。
百年之后，柳宗元重提此案，作〈驳复仇议〉批评陈子昂。柳宗元认为“礼”与“法”的本质是相同的，目的都是为了防乱，只是方法不一。刑、赏应该要分明，怎么能施展在同一个人身上！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是滥杀；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是错赏，由此认为陈子昂的建议是严重的“黩刑坏礼”。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罪，却被官吏以私怨诛杀，而这位官吏没被治罪，也没被过问，上下都蒙骗包庇，使喊冤者投告无门，那么徐元庆的报仇就合乎礼义。不忘父仇是孝，不吝惜生命是义，执政官员对此应该感到惭愧，向徐元庆谢罪都来不及，又怎么会处死他呢！
反过来说，徐元庆的父亲倘若有罪，官吏依法杀了他，那么徐父就是死于法律，而不是亡于官吏之手。那么徐元庆的报仇就是仇视王法，侼逆犯上的行为，就要处死他，又怎么可以表扬他呢！
在柳宗元这里，礼与法并不冲突，礼虽然认同为父报仇，但也要看其是否合理、是否正当。
直至今日，复仇观念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几已根绝，国家所行使的死刑，已然代替复仇者行使复仇权，法治也成为现代宪政国家在统治方式上的唯一主流；这会有什么缺点？春秋晋大夫叔向曾警告说：“国将亡，必多制。”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