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逢源的周恩来在中共残酷的斗争中难逃悲剧命运。（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虽然身居中共高层，但实际上处于极为被动和危险的境地。周恩来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积极配合毛泽东的整肃，给其他人落井下石，以自保和维持自身地位。毛泽东在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下，发动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大批党内高层的清洗时，周恩来作为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亲自主持和起草了对刘少奇的“罪行”审查报告，并在文件中攻击刘少奇，称其为“刘贼”，给他戴上“叛徒、工贼、内奸、特务、汉奸”等多顶帽子。
林彪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事件不仅导致林彪及其亲信的政治生命终结，也使周恩来的政治处境发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变化。林彪事件后，周恩来的政治处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一方面，他表面上升为了党内二号人物，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却面临着来自毛泽东的怀疑、江青等文革激进派的围攻，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间接批判。后来周恩来患癌，被毛泽东以各种借口阻扰治疗过程。
一、明升暗降 困境重重
林彪出事当夜周恩来大哭，说事情不那么简单。（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林彪的倒台不仅让中共权力格局发生剧烈动荡，也让周恩来处于极为危险的政治夹缝中。林彪死后，毛泽东对身边所有高层更加疑忌和猜忌，党内气氛异常紧张。
林彪事件发生后，1971年10月3日，毛泽东撤销了由林彪属下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队元老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来控制军队，并且亲自指示：“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周恩来在中共高层的地位看似得到了提升。
这一时期，毛泽东将许多党政大事交给周恩来办理，使其成为林彪之后的实际二号人物。周恩来也积极组织对林彪集团的清理工作，并对一些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进行“解放”。
然而，周恩来的实际处境“不那么简单”，表面的权力提升掩盖不了周恩来实际处境的恶化。对林彪之死，周恩来一度情绪失控、痛哭失声，林彪作为毛的“亲密战友”和官方接班人突然倒台，让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在毛泽东极权体制下的无力和孤独。林彪、刘少奇等昔日高层相继被整肃或死亡，周恩来成为党内仅存的“老一代”领导人，独自面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猜忌与打压。
据悉，林彪出事当夜，周恩来当着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纪登奎嚎啕大哭，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或许这是周恩来已经预感到自己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局面。
另外，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录记载，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打电话对吴法宪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
吴法宪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这段是否意味着更多隐情？为什么林彪如果飞回北京向毛泽东承认错误，那么飞机在空中就会被打掉？还有什么事淹没在历史中？当时的周恩来可能极担心这些对话被毛泽东知道。
二、江青等激进派的围攻
毛泽东和林彪曾被标榜为“最亲密战友”。（图片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林彪给毛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起初是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发上，夜不能寐，终于发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现缺氧昏迷。在1972年初那次毛泽东病危时，毛由于心肺功能问题而发生休克。醒来以后，毛泽东当着江青的面表示要把权力交给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就这样定了。”但周恩来当时表现得十分谨慎，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反而表示：“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尽管如此，江青后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指责周恩来逼宫（让毛泽东交权），试图制造周恩来“谋权篡位”的印象。指责加剧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猜疑。
1972年5月至6月，中共召开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说是要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让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谈谈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
江青随后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要周恩来在发言中“多讲点历史事实”，也就是多讲讲自己的问题。
就这样，文革激进派借此机会，迫使周恩来花了10天时间写了一份30多页的发言，主要是讲自己曾经在王明的所谓左、右倾路线中犯过严重的错误。周恩来被迫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连续三天做“自我批评”发言，并且表示：“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以表明自己没有夺权的野心。
三、毛对周的怀疑加剧
林彪死后，毛泽东开始大力提拔“新生力量”如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试图削弱周恩来的影响力。周恩来不得不在毛与“四人帮”之间小心周旋，既要防止被牵连为“林彪同伙”，又要维持政权基本运转，防止国家陷入更深混乱。任何失误都可能被当作“反革命”借口，随时有被打倒的风险。
同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历史上的恩怨再次浮现。两人矛盾基点都是毛泽东念念不忘当年周恩来整过他，猜忌周在林彪事件后在党内外声望大起，以及担心周在自己身后翻文革的案，想方设法将周打倒。
这种历史恩怨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在井岗山上三次整肃毛泽东的人，为首的便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加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加上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从此与周恩来结下40年的恩怨。
毛泽东对周恩来怀疑的一个最明显表现，是在周恩来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阻扰其治疗。1972年，当医生查出周恩来患早期膀胱癌时，毛泽东先以“四项指示”阻止治疗，后又以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为由拖延，最终使周错过最佳治疗期。
当医生们确诊周恩来患有膀胱癌并建议立即做手术时，毛泽东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中南海御医吴阶平后来透露，这“两步走”的指示背后的真实意图是：“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更直接地指出：“毛的‘不要不准’就是要让周早点死。他拿出了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说反正癌症治不好，不必治，只能保养。”
四、毛泽东翻云覆雨 周恩来无奈顺从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试图借批判林彪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对经济领域进行整顿，恢复规章制度和正常秩序，发展工农业生产。然而，这种努力很快遭到了毛泽东和文革派的反对。
毛泽东此时却感到批极左不对头了。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说：“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
结果，毛泽东在1972年12月17日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时，明确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并指出林彪“是极右”，是“修正主义”。这种突然的立场转变，使周恩来的批极左运动无法继续进行。
1973年11月，周恩来再次遭到毛泽东和文革派的批判。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周恩来与其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但毛泽东对周此时的外交不甚感冒。当时，毛泽东指示中共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在会上，江青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说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
批判会从11月25日一直开到12月5日。毛泽东通过联络员王海容和唐文生遥控会议，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甚至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五、批批批 四面楚歌命终休
1974年1月，毛泽东又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暗指“党内大儒”——周公，即周恩来。毛泽东把自己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修改印刷。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批判经验主义，指名道姓地说周恩来是“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是“帮凶”。
但最终毛泽东没有公开使用这些材料，这又是为何？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
到了1975年8月，毛泽东和文革派又突然发起“评《水浒》运动”，说宋江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江青的话说得更加明白：“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要架空晁盖”，“党内就有宋江”，指桑骂槐地攻击当时主持中国党政工作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这种指责对周恩来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周恩来在1975年9月再次进手术室前，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可见评《水浒》运动对周恩来造成了多大的精神压力。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几乎丧失了实际权力。即便如此，他依然被要求签署各种政治文件，继续执行毛泽东的意志。他多次表达自己“只是小船，随时可能被风浪打翻”，显示出极度的无力感和被动。即使在病危病榻之上，周恩来也无法摆脱毛泽东的控制和四人帮的监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一生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落幕。林彪事件后，左右逢源的大元老周恩来，在中共高层残酷的权力斗争中也难逃悲剧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