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 (图片来源:公用领域维基百科\CC BY-SA 3.0)
新的“上山下乡”，又来了吗？青年节“回信”的背后，是重演历史，还是掩饰现实？
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头版高调刊出一则重磅消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5月2日，特意致信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的青年支教志工，并选在5月4日青年节当天，对外公开这封“重要回信”。
信中，习近平赞扬了这支名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的青年志工，并勉励全体中国青年要“发扬奋斗精神，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这样的措辞，乍听之下，仿佛是一封对青年理想主义的礼赞，但在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社会阶层僵化、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这场“青年节回信”仪式，更像是对现实焦虑的包装与转移，甚至让不少人惊觉：一场新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否正悄然展开？
表面激励，掩不住的失业阴影
事实上，习近平所寄的这封“鼓舞信”，虽然对象仅是一所偏远小学的志愿教师，但透过官媒刻意放大、铺天盖地宣传，几乎瞬间在全国范围内制造出一股“青年当志工，奔赴西部”的政治氛围。
然而，这份“正能量”，真能遮掩青年阶层当下的焦虑与困顿吗？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3年8月公布的资料，16至24岁的城市青年失业率一度飙破20%。此后，当局竟选择不再公布该年龄层数据，引发广泛争议。直到2024年官方宣布改变统计口径后，才重新对外发布“优化后”的数字——当年8月报称为18.8%，11月进一步下降至16.1%。
然而，外界对这组数字的真实性普遍抱持怀疑。包括中国独立经济观察家与国际研究机构均指出，实际失业率可能远超官方说法，有估算甚至高达40%至60%，意味着中国年轻人正集体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无声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高调鼓吹“支教”、“扶贫”、“下乡历练”，究竟是鼓励奉献，还是变相安置？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半世纪前那段沉重而难忘的历史——“上山下乡运动”。
青年再下乡？历史阴影下的现代剧本
1960年代末，在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号召下，千万知识青年被强迫离开城市，远赴农村“接受再教育”。这场运动持续数十年，让无数青年的青春岁月困锁于山村泥土，留下的是一代人的遗憾与创伤。
如今，类似的政策口号再次浮现于中国政坛与官媒话语之中。除了“西部计划志工”之外，还有“特岗教师”、“三支一扶”、“乡村振兴服务团”等一连串计划，在政策文件中被形容为“磨练意志、贡献祖国”的志业平台。但在许多青年眼中，这些计划更像是官方为应对失业浪潮所设的“临时避风港”，表面美化，实则卸责。
不少社会观察者指出，这些政策的本质，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发展机会，而是将城市的就业压力分流至偏远地区，以降低社会不稳风险。一位匿名的参与者坦言：“志工服务是三年期，之后还得重新找工作。我们不是志愿者，而是漂泊者。”
稳控与审查之下，青春的沉默抗议
与此同时，社会不满也在悄然累积。据“自由之家”旗下的“中国异议监测计划”报告指出，自2024年以来，因经济压力导致的群体抗议事件明显增加，其中包括罢课、罢工、静坐等形式。然而，大多数抗议还未形成规模，即遭到警方迅速驱散，相关讯息也在社交平台上遭到彻底屏蔽。
这种对社会情绪的压制，使得许多青年选择以更加隐性的方式表达反抗：有的“躺平”，有的选择“润”（即逃离中国），有的则在网络匿名帐号下写下自己的焦虑与无助。
而对这个“集体失语的世代”来说，习近平所谓“发光发热”的号召，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被动的命令，而非真诚的召唤。
青年的未来感危机，是政权最大挑战
中共当局深知当代中国青年正面临一种“未来感的崩溃”——房价高涨、晋升无望、自由受限，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整个世代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这种集体性失落，不只是社会问题，更是政权潜藏的最大风险。
因为一个看不到希望的世代，不会去拥抱政权，也不会愿意为体制付出。他们或许沉默，但绝不忠诚。
历史在重演？
青年节的“回信”虽然华丽，但背后却折射出一幅尴尬的现实图景：一个在高举“中国梦”的政权下，青年竟无梦可寻。当“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成为一种集体被动的选择，当“支教下乡”不再出于自愿，而是被失业现实所逼，那么，这封由党中央寄出的信，究竟是在激励年轻人，还是在用历史的幻影，掩饰当下的困境？
历史是否重演，或许还未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试图复制旧时口号的政权，正在面对一个不再相信口号的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