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曾受毛重用。（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前副总理纪登奎是“文革”后期和“后毛泽东时代”的重要政治人物，他在毛泽东晚年受到重用，曾任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河南省一把手，还曾担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等要职。纪登奎的政治生涯横跨党政军多个系统，亲历了白热化的派系斗争。
三大派系格局与毛泽东的驾驭
三大派系总体上都在毛泽东的掌控和“驾驭”之下。（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纪登奎晚年言论披露，“文革”时期的中共高层主要分为三大派系：
林彪为首的军方高层（即“林彪集团”）：掌握军权，势力庞大，曾一度成为毛泽东倚重的力量；
江青为首的新崛起势力（即“四人帮”）：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核心，主导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
老干部阵营：前期以周恩来为首，后期则以邓小平为代表，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广泛的人脉资源。
多方资料显示出，林彪集团、四人帮和老干部阵营三大派系之间的斗争激烈。林彪因与毛泽东权力分歧，也与其他派系冲突，被指密谋政变，最终丧生于在“九一三事件”。江青等在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借批判林彪之机打击老干部阵营，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党内斗争公开化。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推动打压邓小平，导致邓再次被撤职。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老干部阵营联合军队迅速逮捕四人帮，彻底结束其政治生命，三大派系斗争以清算“四人帮”告终。三大派系之间不断的权力争夺、结盟与反目，充满复杂的策略与变数。
纪登奎曾说，文革期间，这三大派系总体上都在毛泽东的掌控和“驾驭”之下。毛泽东根据自身需要，时而倚重某一派系，时而利用另一派系，形成了不断变动的权力平衡。纪登奎指出，毛泽东晚年基本上以对“文革”的态度来划分亲疏，虽然江青、张春桥等人更能代表毛的思想路线，但毛又认为他们并不可靠，难以成事。
纪登奎的独特角色
1969年中共九大后，纪登奎进入中央高层，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文革”期间因毛泽东信任，获得党政军多重要职，既与林彪系统有直接交往，也与“四人帮”有广泛共事，后期还与邓小平合作。但纪登奎的派系色彩并不鲜明，他既不属于林彪集团，也不是“四人帮”成员，更非老干部阵营的核心。研究者普遍认为，纪登奎是毛泽东“单独提拔”的干部，被视为特殊力量加以平衡和利用。
在高层博弈中，纪登奎亲历了派系之间的激烈冲突。
而“四人帮”势力壮大后，他又与其有密切工作交集。纪登奎还曾参与处理“文革”期间地方派性问题和武斗事件，目睹了中央与地方、军队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林彪事件爆发前后，他深度介入军方事务；林彪死后，他任林彪专案组副组长，周恩来是组长。纪登奎回忆，林彪坠机身亡后，周恩来痛哭失声，纪登奎感到极为震惊。纪试图劝慰周恩来，但周恩来只是摇头，反复低声说：“你不懂，你不懂！”。事后，纪意识到，林彪事件后，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压力让他悲从中来。
在处理林彪事件的过程中，纪登奎感受到案件牵涉范围极广，被审查人员不仅涉及中央和军队高层，他提到，主持林彪案件的审查处理，得罪不少人。
毛泽东的策略与最终结局
纪登奎晚年谈及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时指出，毛泽东善于“借钟馗打鬼”，即通过调动不同派系力量，打击他认为有威胁的人物，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在关键时刻能够打倒或扶持任何人，但最终未能实现长远的权力平衡。
纪登奎说，在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让邓小平搞一个关于“文革”的文件，主要是对“文革”做出评价。纪登奎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放心，担心邓以后会翻“文革”的案，所以让邓做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邓小平显然不情愿做，拖了一段时间，但是终于不能再拖了，邓让纪登奎来搞这个文件。纪登奎也是拖着不肯做，后来邓又催他。这时，纪登奎对邓小平说：“这是主席让你主持写的东西，由我来搞不合适……”
纪登奎谈到，毛泽东显然察觉到邓小平对于“文革”的否定态度，曾安排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批评指责邓小平。后来，毛泽东曾表示，虽然邓小平承诺“永不翻案”，但是“靠不住”。
华国锋为什么被毛选中、被委以重任？是因为他政治上支持“文革”路线，同时较为温和，易于平衡各方，但华最终也未能稳固权力。
“权力使人走向反面”有两个典型人物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和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纪登奎在和周围工作人员闲谈中多次说过“权力使人走向反面”。他曾以毛泽东及其时代的高层为例，指出权力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腐蚀剂，使人背离初衷。他还特别列举了“两位”当时活跃政治最高舞台的高层领导人，认为二人是“权力使人走向反面”的现实典型。这两人并非最高层领导，而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关键人物。
纪登奎所指的“权力使人走向反面”的两位高层人物，是谁？据悉，纪并未明确点名道姓。不过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极有可能是指张春桥、姚文元。这二人均为“四人帮”核心成员，长期主导文革时期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和理论工作。张春桥是“四人帮”中的理论核心，擅长鼓吹马克思理论，曾任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他为“四人帮”制定政治策略，还推动了多项重要政治运动。姚文元则是“四人帮”宣传和舆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文革初期凭借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为舆论引导的重要人物，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撰写和发布大量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宣传材料，极大地影响了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导向。
纪登奎认为，这些人自以为掌握真理、能够规划社会发展，若再有强势政治权力，往往会对社会造成灾难性影响。
纪登奎总结，中共高层的权力分配与重组极为复杂：结盟者未必是朋友，关系不睦者有时会成为暂时盟友；有时牺牲部分权力是为了大局，有时重用某个人则是为了争取或平衡某一派系。这种动态博弈和不断调整，是中共高层政治的常态。
“文革”结束后，政治风向变化。毛泽东去世、华国锋短暂执政后，邓小平重新掌权，纪登奎因政治立场和历史包袱受到批评，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排挤出核心权力层。他于1980年正式辞去所有领导职务。1983年被安排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部级研究员，实际上被边缘化，退出了政治舞台。5年后的1988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