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表面上从事着医人之生涯，实际上却是经营着医国之事业。（图片来源：专栏作家 轶飞 ）
中法战争后，清廷颓势难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陆续与英国签订《缅甸条款》承认英国对缅甸的占领；与葡萄牙订立《里斯本议定书》，承认葡萄牙永据澳门；英军进攻西藏，力主抗英之驻藏大臣文硕被免……清朝的势力范围向本土迅速收缩。
但同时，中国社会内部各派力量也都在加紧推行自己的施设与主张。洋务派一边，张之洞在广州设立了兵工厂，造枪弹，又在湖北设立了炼铁厂、枪炮厂、织布局等。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亦正式建成，拥有新式船舰25艘。而另一支重要势力维新派也正在蓄积力量。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极言时局危急。上书无果，时隔一年后，又在广州聚徒讲学，扩大着影响。
在时局纷扰中，孙中山也正在考虑两件事情，一是中国需要一场变革，刻不容缓。一是他需要一个职业生涯，不只为安身立命，还要辅翼他革命理想之实践。
军事、法律，似乎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孙中山最终的决定却是学医，先后进入广州博济医院及香港雅丽氏医院学习。多年后，孙中山回忆说自己当初习医的原因，是欲“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所以学医的几年中，他不仅专业成绩优异，又时时于课余之时，畅谈革命，无所忌惮。在同学中，他因为优异的成绩，和大胆的言论，很快成为知名人物，虽然，多数人对他以革命狂视之，一笑而过，但正所谓人以羣分，他却也因此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和的朋友。
第一位是在广州博济医院结识的同窗郑士良。郑士良，字弼臣，为人豪侠仗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孙中山一见奇之，与之谈革命，甚是投机。郑士良与三合会，亦称天地会，亦称洪门，颇有渊源。“天地会”，取天时，地利，人和之意。“洪门”得名，则取义于明末抗清义士洪英，亦以纪念明太祖洪武大帝。彼时，三合会颇有影响力，会党散在民间，而孙中山自此始与会党建立联系。
另外几位是在香港结识的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孙中山后来自述：“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
而四人每每畅谈革命时，又尤慕洪秀全之为人。特别是孙中山，对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运动之仰慕是自孩童时代就开始的。孙中山出世时。洪秀全已去世三年，太平天国的革命势力已被清廷消灭。但当年从事革命的许多太平天国老兵仍散在民间。孙中山幼年还在翠亨村时，就遇到过一位这样的老兵。那时，孙中山的家门前有一棵大榕树。老兵常常在早上或晚上到榕树下乘凉，而每每此时就会有一堆孩子围了过来，要听他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这样的场合，孙中山是绝不会缺席的，太平天国的种种轶闻让他很是兴奋。听到出神处，常常自语道“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咯！”后来孙中山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学于乡塾间，期间关于太平天国的故事，亦流传甚盛。可以说，孙中山带有民族主义之色彩的革命思想，从这时已有肇端。他认为洪秀全起自布衣，驱逐异族，虽未告成功，但不应以成败论英雄。再后来就是与总角之交陆皓东因损坏北帝庙神像闯下大祸之前，二人也常常聚集少年，高谈洪秀全故事。而如今，在香港，孙中山又遇上三位好友，旧话重提，实在是人生之快意事也。
孙中山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因常常聚谈反清言论，被亲友故交称为“四大寇”。寇者，贼也。但四人却对这个名字毫不介意，反而欣然笑纳。原因也还是与洪秀全有关。原来四人深慕洪秀全之为人，他们觉得所谓“成者为王，败者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故清人视之为寇，而这样的“寇”，却正是四人心中的大豪杰，大英雄，能为“寇”如此，正与四人之志相合。
孙中山在大学期间，还曾上书给清廷官员郑藻如。郑藻如，是广东香山濠头乡人，曾任津海关道及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当时已离职回乡多年。孙中山在上书中就农业，禁烟，教育等问题提出建议。这也是他第一次给政府官员上书，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1892年的7月，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大学毕业。据同窗关景良（后来成为中国医学界名人）回忆：“总理在院习医科五年，专心致志于学业，勤恳非常，……时见其中夜起床，燃灯诵读。”事实上，大学期间，孙中山不只是努力习医，对于儒学，对于经史，都深入钻研。他的宿舍中有一整套的二十四史。学友们看到后，以为他购买此书，是为了装门面，每每嘲笑之，而孙中山却也不加辩驳。一次，一位同学随取一册，考问他书中内容，没想到孙中山应对如流，同学大为惊讶，又接连取了数册，都没能难到他。自此，这位同学才知道孙中山于习医之外，胸怀大志，甚为钦佩。
说起来，香港不只是孙中山习医之地，亦是他革命思想成熟之地，他曾说：“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孙中山在香港习医的几年中，每年会回到故里广东省香山县两次。他常常将两地的种种情形做一比较。在香港，他每每闲步街头，到处都是秩序井然，干净整齐，充满机遇与活力。而一回到香山，一切却截然相反，杂乱，破败，消沉。他常常思考，为何两地只相距五十英里，而香港，香山却如此不同。他发现这不只是市政建设的表面问题，而是直接根源于政治制度之问题。后来他又了解到，英国及欧洲的良好的政治环境，并非固有。曾经，英国政治也是腐败恶劣，是英国人的努力改变了英国，使之成为一个有秩序的，有活力的英国。因此，孙中山也萌生了一个念头：“曷为吾人不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耶？”也正因此，日后的孙中山表面上从事着医人之生涯，实际上却是经营着医国之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