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旗（图片来源：JESSICA YANG/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8月20日讯】1956年国家实行工资改革，取消供给制，在大学引入教授评级，将评级与工资挂钩。这不仅涉及到个人切身利益，也关乎个人名誉地位及学术评价，故而备受关注。
为使评级工作顺利进行，高教部制订了教授工资评级条件，将学术水平、资历、才能作为衡量、参考的主要标准。但实际评审时，鉴于49年后开展了一系列运动，政治方面的考量也已掺杂其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了。
当时，教授这类专业评审，已经并不完全由学校说了算，而增加了上级机构行政干预的因素。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周谷城，原本在学校内定为二级教授，但正式公布时，却成了一级教授。据说公布结果前，市委的小汽车开到了复旦大学校党委门前，情况随即发生了戏剧性改变。后来，周谷城在他的自传中颇有感触地说：“历史系一级教授，这点了不起了，真不容易到手，我不晓得怎么搞到一个一级教授的，现在到处吃香。”另一位教师吴文祺，经常生病，不大做事情，结果仍被定为二级教授。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早期党员。
政治因素的介入，并非个别现象。湖南大学的杨荣国，是学校地下党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后成为湖大的实际领导人之一。他的这种身份，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杨树达和杨荣国同为湖南大学教授，但杨树达的学术地位要比杨荣国高出许多。杨树达是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被同时代的学者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高度赞赏。
有一天，湖大师生正在食堂进餐的时候，学校广播站播报了杨荣国出任文教学院院长的消息。杨树达听到后，忍不住说了一句：“杨荣国先生的特点不就是错别字多吗？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院长呢？”
此后不久，杨荣国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金文甲骨文，居然错误百出。杨树达是那种对学术研究极其严谨的人，唯恐谬种流传，祸害学生，于是决定撰文予以纠正。他先是把稿子投到校报《人民湖大》，编辑部接稿后请示军代表余志宏，余志宏以有碍团结为由，不同意发表。杨树达随即将稿子寄往《新建设》，《新建设》不敢做主，将稿子转给了湖大校长李达。
李达为此特地上门拜访了杨树达，告知已将纠错文稿转交给了杨荣国，“令其自行检举向读者道歉，并感谢杨树达的纠正”。交谈中，杨树达认为杨荣国的学力不能胜任教授，建议学校将他调任图书馆长或是总务长，以免贻误青年。李达对此默不作声。他名义上虽是校长，但实权却掌握在军代表手中，此话他不便向杨树达明言，所以只能沉默。
非但如此，即便对杨荣国，李达的所谓“令”，也只是一句空话，杨荣国根本不予理睬。杨树达见状，愤而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他与毛有师生之谊，他不相信拿杨荣国没有办法。就在杨树达焦急等候回信的时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麟向他转述了一句话：“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杨树达闻听，这才恍然大悟，“自悔孟浪”。后学校评薪，将杨树达与杨荣国同时评为最高级。对此，杨树达深感不平，在教研室说：“我被评为最高级，决不为少，但将我与杨荣国列为同级，我认为是一种侮辱。”
像杨树达这样的教授，他们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学术的纯洁，道统的不受污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金钱名利面前，非但不争，反而主动谦让，自愿要求降低级别。哈尔滨工程学院教授、著名数学家卢庆骏，因自己的老师苏步青身居一级教授行列，为表示对恩师的尊重，情愿降为二级。
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是从清华过来的一代名师，听说学校将他拟定为一级教授，深感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原薪七级176.8元，今拟增为新三级225元，实嫌太多，愧不敢当。……宓近者科学研究毫无成绩，以视历史系拟为新四级180元之琴、良两君，实瞠乎其后，何敢薪级凌驾其上？故今定宓薪级，以新四级180元为宜。”
后来，学校综合考虑，决定将吴宓定为二级教授，吴宓仍然坚辞不受，一再说自己位列新三级已经非常满意，祈望学校不要把他提升到新二级，造成同事之间不融洽，自己也不安心。为此，吴宓曾几次三番拜托友人向相关领导代陈己意。
1960年代，号召向雷锋学习，其实雷锋不是学来的，是长在骨子里的。1955年留美归来的王明贞，被分配到清华大学教物理，是当时清华的第一位女教授。与王明贞一起分配到清华物理系的，还有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徐璋本。当时，学校考虑到王明贞在美国的成就，决定授予她二级教授。在得知同船回国的徐璋本只被评为三级教授时，王明贞找到学校，要求将她的级别也改为三级，不然就离开清华。她说：“我回国是来报国的，这些评定都在其次，可若其他人在乎，这种评定会影响团结。”
最终学校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只有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才会如此心灵敞亮，高风亮节，不落纤尘。我后来也侧身教育数十年，从1980年代以来，经历过无数次的调级涨薪，我所在的单位，无一次不是吵吵嚷嚷、明争暗斗，把评职称涨工资这样的事情弄得一地鸡毛。原本应该文质彬彬、为人师表的读书人，在最应体现道德风范的时候，一个个变得如同好斗的公鸡。
从现有的回忆资料看，1956年评薪定级时，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和矛盾。有些教授甚至心生怨言，但究其实，并非计较于薪水多少，而更看重的是级别所代表的学术评价。像复旦外文系的孙大雨教授，因被定为二级而颇为不满。孙曾宣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钱钟书外，谁也比不上他。没想到复旦却把他定为二级教授，这使他感到大受侮辱，认为学术水平被人轻视。
我1978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读书，中文系选用的一套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朱东润先生主编的。朱先生1956年任职复旦大学，被学校评为三级教授。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不无自嘲地说，我看别人，“从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矮。”当年复旦中文系有评一级的、二级的，而将朱东润名列三级，这让他心里总是有点耿耿于怀。好在老先生顾及尊严，即便有点牢骚，也只是自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