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广场（Getty Images）
（接上）
反文化
极权主义价值是反文化的。
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或群体特点的社会产品，它展示这个社会群体独特的信仰、价值、伦理、道德、语言、行为规范和习俗，标志着这个社会群体的独特身份。文化提高人类生活方式的内涵和品质，使其更为丰富和充实，比如艺术、音乐、文学、宗教的发展，使其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当极权主义降临时，它以极其猛烈的方式和粗暴的手段对当下的文化进行改造和摧毁，迫使生活方式和文化产品无一遗漏地浸淫在极权意识形态中。充斥和弥漫于中国社会的是中国特色的党文化，它是极权文化的中国版本，是一种反文化，一种劣质文化。党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极权文化的内涵和规模，促使极权文化从生涩走向成熟。
党文化作为极权文化的当代形式有三个源头：一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共产文化和公有制文化，具有理论和思想指导作用；二是由列宁斯大林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苏维埃文化，它是暴力文化、专制文化和阶级灭绝文化的实施阶段，具有示范和鼓励作用；三是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的血腥暴行中建立起来的纳粹文化，漠视生命，杀戮生命，具有怂恿和唆使的作用。三者滋润和灌溉了中共党文化，并把它引向更为暴虐的阶段。
极权主义话语，强行将其单一的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深层，全面地无死角地推行官方意识形态并据此操纵国家生活，同时为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套上“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外衣，以此对大众媒体进行全面地垄断，对大众思想进行强行地灌输，彻底剥夺国民的独立思想权，言论权和信仰权，将国民彻底愚昧化。
利用极权话语体系控制国家生活。国家话语强调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体现中国话语的主体性，输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党权话语以党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操纵国民思想，宣传“三个代表”，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领导一切；体制话语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宣言“四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弘扬“大国崛起”，“厉害了，我的国！”极权主义的文化本质就体现在那些夸夸其谈的自信中。
在邓江胡时代，对民间话语的控制曾有所松动。到了习近平时代，极权帝国收拢了民间话语空间，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突破话语封锁，扫除话语障碍变得十分艰难。人们只好使用“白纸”来表达，无尽的反抗尽在“白纸”之中。
社会文明被语言腐败曲扭得面目全非。语言的腐败体现在官方媒体中，官员的讲话中，体现在无处不在的大标语牌上，体现在孩子们的教科书中，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习近平时代的话语腐败，交替使用恐吓与谎言。语言空洞、贫乏、粗俗、丑陋，充斥与耳的都是些“东升西降”“遥遥领先”“弯道超车”“吓呆了美国人”。
文字狱，体现极权主义话语霸权和文化专制，扼杀一切自由言论和理性批判。不可妄议中央，“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造成全民噤声。大胆敢言者被冠以“思想罪”，并被剥夺生存能力。文字狱必然导向党八股，官话、套话、媚话、不绝于耳。文字狱必然导致文化沙漠，文风、文笔、文体，语言粗俗，文字空洞，文过饰非；不是充满虎狼气，便是充满粉脂气，唯独缺乏美感与正气。文字狱彻底绞杀了中国人的人文理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老百姓抱怨“过去说谎话需要勇气，现在说实话需要勇气”，“过去说谎前要琢磨一下，怕被别人揭穿；现在说真话前要琢磨一下，怕揭穿了别人。”这就是中国人当下的话语现状与文明堕落。
极权主义伦理，中国人传统的伦理精神滋润着中国人的文化气质和精神面貌，然而，随着中国的文化形态被极权主义所摧残，中国人的伦理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无视生命，践踏生命，正是极权主义伦理的体现。大规模的生命杀戮和人格杀戮，把极权统治的稳定看得高于生命的尊严。人作为幸福的主体和道德行为的主体，只有当其自由并被尊重时，才符合伦理。
煽动仇恨，播种仇恨，是中共的革命伦理。中共既是靠煽动仇恨起家的，也是依靠传播仇恨来维护其统治的。播种阶级仇恨，民族仇恨，宗教仇恨，历史仇恨和国际仇恨。煽动穷人仇恨富人，煽动中国人仇恨西方人，煽动农村人仇恨城里人，煽动无知者仇恨知识份子，煽动子女告发父母，煽动反日、反美情绪，以此转移人们对当权者的不满。中国人生活在仇恨中，不但仇恨别人，而且被别人仇恨。仇恨文化激发人性之恶，窒息民族的灵魂，从而使整个国家浸淫在仇恨中。仇恨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文化。
煽动激情，鼓吹献身，虚构理想，是中共操纵和运动群众的伦理。“把青春献给党”“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利用年轻人的青春热血，把人们带入疯狂的失智状态，以便控制他们去完成预先设定的盲目的革命目标。其中个体的价值被埋没了，个体的生存、发展和自主权被否定了。极权主义伦理蔑视人，把人工具化。
民主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政治行为和政治决策符合道德原则，要求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优先考虑公众利益，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极权中国的政治伦理否定宪政与民主，将权力建立在毫无道德原则、毫无人性基础的伦理之上。以崇高的名义掩饰权力的虚伪和贪婪，以恐怖的手段压制反对的声音，以豪华的词汇为道德溃败和滥权辩护。极权政治无道德制约，无伦理底线，无政治正当性。
极权主义美学，为极权主义作美学包装，为美化极权服务。墨索里尼说过：“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极权主义美学将审美法西斯化：张扬暴力美学、权力美学、控制美学。炫耀军国主义，炫耀警察国家，炫耀对人的奴役，炫耀对它民族和国土的征服。
尼采说“权力的意志就是美的意志”，这就是极权美学的全部意义，以最高权力的审美取向主导全社会的审美格局，以“万民仰视”“万民跟随”营造权力的威严和巅峰，营造极权不可挑战不可动摇的绝对地位。颠倒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的判断。
当艺术被赋予了政治秉性时，艺术自身的美的生命便熄灭了。极权主义美学将艺术行为政治化，迫使艺术作政治表述。法西斯审美反映在几乎所有的音乐、美术、雕塑、文学、诗歌和影视作品中，刻意构建崇高，宣泄狂热，鼓动献身，煽动仇恨。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从而改变着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态度和欣赏趣味。
一方面，极权主义主宰着美学的话语权，以征服和控制国民为美学出发点：另一方面，在极权主义的绑架下，芸芸众生为了生存却不得不发展出面具美学，媚俗美学和犬儒美学，以此丰富着极权主义美学的内涵，却远远地偏离了人道主义。其它如遵命艺术、太监艺术、弄臣艺术、附庸艺术和谎言艺术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极权主义艺术的盛殿，也注定其要成为极权的殉葬品。
当极权主义走向萧条的时候，盛世美学便是一剂兴奋剂。盛世美学向全世界展示“大国崛起”“中国站起来”“中国梦”。讴歌盛世，粉饰盛世，更像是一剂给与心理暗示的强心针，却不能真正带领中国走出危机和灾难。
极权主义宗教，宗教涉及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同时也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观念；宗教既是一定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也是个体遵循神示通过修身和禅定从而实现人生的终极追求。但是，极权中国一向把主义当作宗教来传播，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极权主义的宗教。共产主义图腾伴随着谎言在中华大地大张旗鼓地弥漫着，宗教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极权主义统治需要民众进入盲从状态，进入对权力绝对服从的心理状态。为此极权主义总是处在不断造神的运动中，神化领袖，神化党，制造绝对权威，宣扬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让追随者顶礼膜拜。2023年出笼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明确指定“习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并将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制度化。总书记看一眼的杯子立即就能成为圣物。通过个人崇拜和权力崇拜把习近平当作神来供奉，把习近平思想当作宗教，把习近平文选当作圣经，把习近平语录当作圣谕。媒体、报刊、电台、书店、乃至课堂都定于一尊，毫不遗漏地被利用来灌输习的教导。
既然党文化要求独尊本教，必然就要消灭其他宗教。中国地下教会的遭遇，新疆穆斯林被镇压，佛像被砸，香火被断，证明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中国难有立足之地，佛教界的领袖们则干脆被政府收编，并支付薪金；少林寺成为盈利机构，道观成为淫秽之地。极权中国以“非法”和“邪教”之罪名禁止了几乎所有的宗教活动。个体信仰的权利被践踏，整个国家充满信仰危机。高智晟律师，郭飞雄律师为宗教自由案件辩护而被失踪。
宗教的核心价值是向善，但党文化引导人心向恶、向伪、向愚，造成社会伦理的崩溃和堕落。
极权主义思维，极权主义的思维模式拒绝逻辑思维。不仅在教育中拒绝逻辑思维教育；在媒体中也拒绝逻辑思维表达。逻辑思维是认知思维，是理性判断，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认知能力。极权主义拒绝逻辑思维，因为担心谎言被揭穿，担心人们一旦掌握了逻辑思维这一工具，便会增长对事物的真假、美丑和善恶的判断能力，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极权主义的本质。
极权主义思维拒绝思想自由，拒绝善良，拒绝自我认知，拒绝对自己的罪虐反省，因此在罪虐深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没有思想自由，中国永远成为不了一个创新大国。
平庸之恶，系指无权力者被极权主义绑架与裹胁，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有权者作恶的行列，盲从、胁从或服从。对有权者实施的极端之恶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参与其中也不知羞耻，不知罪恶。由于洗脑的结果，人们丧失去了对恶行的判断力和思考力，甚至把罪恶之举冠以正义之名去执行。这就是平庸之恶。用中国人的话来描述，那就是助纣为虐的恶，帮凶之恶。
绝对的意识形态、极端的恐怖统治、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都在造就平庸的人们，因为生活在一个完全被封闭，被主宰，被监视的社会，生活在一个没有尊严的恐怖环境中，人们不得不拿人格和尊严去交换生存空间，甚至不得不拿他人的自由和尊严去交换自己的生存空间，比如那些恶警，保安，白大褂，红袖章。权力特别善于跳动群众斗群众。
平庸之恶是极权制度压迫下产生的群体之恶。平庸之恶几乎成了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常态。极权主义需要的就是一批无自我权利意识，因而便于对其进行思想控制的盲从群体；极端之恶之所以久盛不衰，乃是因为有平庸之恶给予民粹主义支撑之故。
平庸之恶在道德层面的特征是：无基本良知、无道德底线、无罪恶感；颠倒认知，颠倒正义与谬误。平庸之恶在法律层面的特征是：胁从性和弱罪性。胁从的恶，弱罪的恶，构成平庸的恶。
一群五毛，来自“民间”的鸡鸣狗盗之徒，指鹿为马，造谣惑众，扰乱舆论，颠倒黑白，陷害忠良，换口嗟来之食。一群小粉红，使用网络暴力，以民粹的方式制造爱国主义恐怖，以爱国主义杀人。所谓“无良学者”，乃是一批皇上要撒尿立马就端尿盆的现代太监。公务员中不乏平庸之辈，一心想从权力的龙体上摘一片龙鳞以装饰自己炫耀自己。对上级定是阿谀逢迎；对百姓定是如虎如狼，靠鱼肉百姓横行乡里中饱私囊。他们腐败、平庸、冷血，势利，却最擅于使恶。
米兰昆德拉说，知识份子谄媚乃国之不幸。知识份子不说真话，缺乏人格，失却风骨，那么这个社会就难以充满正气，而不得不在平庸之恶中沉沦。
从众，是获得安全感的最佳出路。从恶，乃因难以独善其身。把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放在恶人群里，他很快就会在获得归属感的过程中失去自我，失去理性，接着也失去了良心，并迅速被盲从、偏执和狂热所驱使。权力作恶，他们跟着一起作恶；权力撒谎，他们跟着一起撒谎；权力泯灭人性，他们跟着一起泯灭人性；权力煽动民族主义，他们跟着扮演战狼；……平庸为罪恶提供土壤和温床；有权者作大恶，极端之恶；无权者作小恶，平庸之恶。
在极权主义体系里，人们难有挑战权力的可能，因为挑战的成本太大，要以生存空间，生活收入，工作机会，家庭安逸，个人名誉为代价，甚至要付出生命。所以只能选择服从或盲从，选择平庸。不服从的后果是严重的，严重到不能承受。
平庸之恶的群体性、普遍性、胁从性和弱罪性成为极权主义制度下独有的文化风景。平庸之恶导致审美退化，道德退化，思想退化和文明退化，最终导致一个民族的退化。平庸之恶不除，中国人种都将退化。
党文化是反文化，是反人类的文化。文化只有当其符合社会族群的良知时才是优质的文化，党文化显然不是，因为它违背基本的社会良知。
解构极权主义话语，解构极权主义伦理，解构极权主义审美，解构极权主义信仰和价值，是反对极权主义文化的重要战线。
（未完待续）
- 陶业 本文摘自覆舟行动（China Action）网站讨专制檄文征文评选三等奖 （稍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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