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将“宣传”视为夺权的核心武器。中宣部向来不是文化部门，而是操弄政治战线的专职机构。（图片来源：合成图 今涛拍暗）
毛泽东与周恩来深知“笔杆子”的力量——它能写出革命、塑造领袖、摧毁敌人，若稍有偏离，也能颠覆领导。他们精于使用笔杆，但更狠于折断它。胡乔木、邓拓、陈伯达、伍修权——他们都曾是“毛泽东思想的传声筒”，这四位中共早期宣传系统的中枢人物几乎都在党内斗争中被反噬，或被摧毁肉体、或被摧毁精神。
毛泽东在延安至西柏坡时期，经常召见中宣部干部、审阅报纸样稿与社论。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毛的政治秘书）回忆：“毛主席每天都看《解放日报》，社论标题与导语常亲自改字。”毛不仅审稿，还直接调度宣传策略：指示胡乔木、陈伯达在新闻稿中“淡化苏联色彩、突出中国自主革命”。
周恩来是中宣部与对外宣传系统的实际统筹人。他兼管“党的外宣与新闻工作”，包括新华社、解放日报对国际记者的接待、联络与审核。在延安与西柏坡时期，周恩来主持的“新闻报告会”与“政治宣传会”常由中宣部配合执行。
一、邓拓：说真话者必死
邓拓（1912～1966），《人民日报》创刊总编辑之一，曾任社长。他相信新闻应记录真实，报纸应服务人民。但在毛泽东眼里，“真实”本身就是反革命。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用寓言暗讽官僚主义与思想僵化。1966年春，这组文章被江青、姚文元定性为“反党黑线”。毛批示：“要彻底揭露其反动本质。”周恩来默许运动升温。
1966年5月17日至18日夜间，邓拓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药自杀，终年54岁。
他遗言：“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我再也不想活在这样的世界。”
他不是被敌人杀死，而是被他所服从的体制撕碎。毛泽东知道他死后，仍下令：“要彻底揭发他的反动思想。”死后仍被批判多年，直到1979年才获“平反”。
二、陈伯达：神棍的下场
陈伯达（1904～1989），延安时期毛的理论秘书，《红旗》杂志主编，是“毛泽东思想”的编纂者。陈伯达是毛泽东最早的理论弟子之一，他以笔为刃，为文革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被誉为“红色教皇”。
他将毛思想神学化，提出“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峰”。毛赞他一时，提拔他入政治局。
然而，1970年庐山会议上，他被指“鼓吹个人崇拜、阴谋夺权”。毛一句“这个人脑子坏了”便令全党倒戈。他被捕入秦城监狱。
被捕后，陈伯达被单独关押于秦城监狱长达十余年。文革结束后，他被释放但不准发言、不得出版。1989年病逝于北京家中，晚景凄凉、无人问津。
从“红色教皇”到“阶下囚”，他的人生悲剧证明：把大魔王毛泽东捧上天的人，也终将被魔王吞噬。
三、伍修权：沉默的战士
伍修权（1908～1997），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出身，主张“宣传即战斗”。
内战中负责战地宣传，建国后历任外交部副部长、驻南斯拉夫大使（1955～1958），推动中共早期对外舆论战。文革爆发后，他被指“与苏修过从甚密”，文革期间，他被打成“苏联特嫌”，遭隔离审查。毛泽东怀疑他“与赫鲁雪夫走得太近”，并认为他“思想不够红”。1973年后，虽名义上复出，但实际上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他于1997年11月9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9岁（官方讣告作“九十岁”）。他活得久，却死于沉默——孤立、被完全边缘化，几乎不被官方提起。
四、胡乔木：忠诚的书吏
胡乔木（1912～1992），毛的笔侍与理论起草人，延安以降长期主持中宣部理论工作。胡乔木是毛泽东最信任的理论秘书与文字工程师，为毛编写演讲、文告、社论。他曾说：“我用一生的笔，为一个思想服务。”但他也最清楚毛的残酷。
他为毛起草讲话，将镇压与饥荒包装成“纠偏与自然灾害”。
1966年后，文革时被打成“修正主义知识分子”，长期下放。妻子被批斗，儿女流放。他在被审讯时说：“我一生为党写稿，现在连笔都被夺走。”
1978年后，邓小平起用他主持“思想解放”理论重建。但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支持“稳定压倒一切”，再度成为体制笔杆。
1992年9月28日病逝北京，终年80岁。胡乔木的死，也是中共笔杆官僚的宿命之一。听命于党，因此他也是唯一“自然死”的中宣巨头，他没有死于枪口，而死于信仰的枯竭。他晚年自嘲：“我写了一生的历史，最后成了历史的注脚。”
笔杆子的墓碑
毛泽东与周恩来需要笔杆子时，笔杆是武器；嫌笔杆良心未泯、多嘴时，笔杆便成罪证。胡乔木、邓拓、陈伯达、伍修权，他们的命运，构成中共宣传史上残酷的一页——那些为权力造魔王的人，终被魔王吞没。
对于这四位笔杆子，毛泽东与周恩来从不开枪，也没直接杀人，但他们只让愚蠢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无声死去。他们懂得真正的恐怖，不是暴力，而是让被控制的思想自己绞杀自己。这些笔杆们忙着写谎言，写完谎言，最后自己的一生不也是为谎言写下了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