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7日，多个团体在加拿大多伦多旧市政厅前举行了国际人权日集会活动，呼吁推翻中共暴政，还人民人权自由。（看中国摄）
当一个国家把人视为工具而非主体，人权不会被偶尔侵犯，而会成为制度下的日常。
从1949年至今，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六年。这七十多年并非和平发展的历史，而是一条被撕裂的时间线：政治运动、意识形态极端化、暴力镇压、媒体审查、大规模监控、文化抹除、群体性拘押、现代数字极权、人体器官商品化…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取决于它宣传了多少光辉，而取决于它容忍多少真相。
国际社会常常被中国模式的“发展奇迹”吸引：高楼林立、基础设施、GDP指标、科技突破等等。然而，经济增长是否能抵消制度性的权利剥夺？恐惧是否能被钢筋水泥掩盖？在一个不允许质疑政权的国度里，发展只是权力的外壳，践踏人权才是社会的真相。
一、暴力奠基：以血塑造秩序
1.土地改革不是“分地”，而是“政治仪式”
中共掌权后首要目标是征服社会，而不是治理社会。土地改革看起来是“给农民分地”，但其真实作用是通过公开暴力完成权力植入。
中共建政初期，中共所谓的土地改革并非简单的经济改革，而是一场公开的恐怖教育。在农村，“斗争大会”、“批斗会”成为常态。地主、富农、乡绅、教师——甚至仅仅因为“身份不正确”，就被贴上标签并公开羞辱、殴打甚至处决。
地方组织被要求召开“斗争大会”：地主与所谓“反革命”被批斗、殴打、处决。暴力过程往往作为“群众教育”公开展示。
土地不一定被真正分给贫农，但有一个结果是明确的：制度合法化了仇恨与杀戮，恐惧开始在社会底层扎根。
自此之后，中共实现了这样的政治逻辑：
．权力不需要合法性，只需要暴力记忆。
．杀戮不需要审判，只需要标签。
．公民不是主体，而是被定义的“对象”。
土改之后的镇反运动，将这种逻辑扩大化。当“阶级敌人”概念被确立，一切暴力均可合法化。这是中国“政治暴力”的制度起点。学界普遍估计，在土地改革与随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数百万农村居民死亡。
2.“成分论”改变了人性
在现代社会，人被看作个体；在中共逻辑中，人首先被归入统治需要的分类：
．红五类（贫农、下中农、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工人家庭）
．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
政治身份成为生存条件。一个孩子出生时，他的命运就写在档案里。这不是治理，是生物学式的政治划分。
二、反右：把一个国家的“思考器官”切下来
1956年，中共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吸引知识分子建言。知识分子以为可以发表意见。这在当时是真诚的错觉——无数人第一次相信国家愿意听取批评。
于是大批知识分子在报纸、学术会议、校园批评中共：腐败、独裁、政策失误、官僚主义、言论不自由等。
毛泽东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这却是毛泽东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1957年，反右运动爆发。
．超过55万人被定性为“右派”；
．大学教授、记者、科学家、诗人被开除、流放、劳动改造；
．无数人精神崩溃、家庭破裂。
反右运动真正摧毁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国家的自我纠错能力。从此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种长达数十年的表象逻辑：
．“聪明人闭嘴”
．“沉默比智慧更安全”
．“顺从比真相更重要”
一个国家的头脑被摘除，身体自然变成政治肉体。其后果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国家灾难的预备课。没有批判能力的社会，必然走向更大的灾难。
三、计划经济下的大屠杀：大跃进与饥荒的非战争死亡
1958—1961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大跃进饥荒。
1.数据造假，政策狂热与强制执行
1958年，中共发动“大跃进”，要求农业与工业“跨越式发展”。生产数据层层上报，虚假成为政治资本。“亩产万斤”、钢铁超英赶美——这并非是笑话，而是政治忠诚。
当下级“报喜不报忧”成为生存策略，虚假数据被强化为“政治正确”，整个国家陷入癫狂。
2.饥荒不是自然灾害，是人为屠杀
粮食被强制征收，饥荒地区被指责为“反革命”——即便农村饿死人，仍需向上“完成指标”。政策层层压下，如同冷酷的液压系统。一些省份甚至出现粮食库存充足，却禁止开库赈灾的情况。
历史学者Frank Dikötter的研究指出，大跃进期间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以上，为20世纪最严重的人为和平时期死亡事件之一。
这并非“错误政策”，而是一场制度逻辑驱动的屠杀：
．数据造假→政策升级→责任下推→百姓死亡
．“不执行”是政治罪→“执行错误”无需负责
这是政治性死亡。这也形成了中共至今的政治文化：即使后果是灾难，只要执行的是指示，就没有责任。
四、文化大革命：政权对文明和人格的全面摧毁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人权灾难。它不仅摧毁人格，更摧毁文明根基。
1.“阶级斗争”替代全部人性价值
中共以“阶级斗争”取代法律体系。传统、宗教、学术、家庭、尊严全部被视为“旧世界”。在这个时期，学术被废除，传统被破坏，礼仪被摧毁，信任被撕裂。政治不再是治理，而是宗教。毛泽东通过个人崇拜把自己塑造成伟大光荣正确的教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瓦解，夫妻反目、父子相斗、师生互揭、红卫兵围攻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等现象频发，人伦道德遭受践踏。
2.暴力不再是犯罪，而是表达忠诚的仪式
红卫兵不是犯罪团体，而是官方鼓动的政治力量。张贴大字报、围殴老师、侮辱长者成为“革命行为”。殴打、言语污辱、示众羞辱、自杀成为社会日常。杀戮不再需要理由，只需要政治对象。
文化大革命真正改变的是心理结构：人不再是人，而是政治身份的容器。
这场灾难结束后，中国人学到了一个核心生存法则：沉默是安全，顺从是智慧，抵抗是自杀，表态是必要生存技能，对真相漠视是本能保护。
一个国家最可怕的灾难不是“外部强迫暴力”，而是公民主动执行暴政。文革的破坏不仅仅是毁掉了文化脊梁，而且造成了文化的断层和人性的扭曲。
五、八九六四：青年与坦克的对话
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现代人权史的转折点。
1989年的学生不要求革命，他们要的是更透明的政治、更清廉的政府、更开放的表达。简而言之，就是希望这个国家继续向正常迈近一步。他们没有武器，没有政变计划，没有暴力行为。
然而等来的不是对话，不是谈判，不是妥协，不是政治改革，而是中共的武装部队，武力清场，开枪镇压和坦克碾压。
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确认，死伤者与失踪者成为政治禁言区。在一个正常国家，这样的事件会被深刻反思，然而在中共统治下，它成为永久的禁忌。官方档案封锁，遗属噤声，历史教材删除。“六・四”之后，中国政府在政治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姿态。原有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基本停滞，对民间社会和自由化思潮的管控明显加强。
当一个政权面对青年诉求时开火，它选择的不是未来与稳定，而是暴力和恐惧。六四之后，中国的政治改革几乎停滞，经济发展随即成为新的合法性来源。权力选择了稳定，而稳定以沉默为代价。
六、21世纪的极权：数字化人权压制
当中共政权意识到“公开屠杀”不再符合国际形象时，它换了一种方式。世界误以为互联网时代会为中国带来信息自由。然而在中国，网络却成为了高效的控制机器，它就像看不见的铁丝网，每个人都在里面。
1.数字铁幕：网络审查与社会控制
中国互联网审查系统，是世界最复杂的内容过滤网络。中国网络形成了世界最完整的信息防火墙：网络实名制，实时敏感词过滤，关键词审查，平台降权，大数据追踪，全网删帖封号禁言，跨平台身份联动追踪，社会信用体系全面接管每个人的言行、隐私。
审查不是某一天的行为，而是持续运行的日常，它会在中共所谓的敏感日进一步加强。大多数中国人从未意识到他们的“观点”并不是观点，而是被算法允许说出的内容。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审查，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禁言之外的世界。
2.法律成为政治工具
法律不是权利保护，而是惩戒容器。“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成为万能罪名。维权律师、公益组织、环境组织、女权社群、宗教组织全部成为中共监控的目标。
维权律师如王全璋、唐吉田、余文生等人的遭遇，象征着中共权力对异议声音和维权活动的零容忍态度，以及在维护政权稳定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政权稳定被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七、新疆：二十一世纪的集中营
自2017年起，新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人被送入“教育转化中心”。大规模拘押、课堂式思想改造、强迫劳动与文化清洗成为新疆治理模式的一部分。
北京的叙事是“反恐”与“贫困治理”，但多方证据显示，这是一套系统性文化抹除机制：强迫学习普通话，禁止宗教实践，拆散家庭，电子监控，强迫劳动等。
卫星图像、泄露文件、逃亡者证词、合同数据、跨国供应链审查使得事实无法否认：
新疆是21世纪集中管控的现实实验场。
八、活摘器官：人体器官商品化
在中国的人权讨论中，活摘器官是最冰冷的部分，也是最具震撼性的指控。
1.不合理的“供给能力”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器官移植量巨大，等待时间极短。世界大部分国家等待期以“数月、数年计”，而中国却呈现出近乎“按菜单匹配”。
．多家医院承诺“按需移植”
．移植失败可“更换供体”
．移植量远超合法捐献数量
．死刑犯数量远低于移植量
．时间可控制在“数周甚至几天”
2025年，93阅兵时，习近平和普京大谈150岁和器官移植。早在2019年时，北京301医院就提出981首长健康工程，这个981首长健康工程自2005年启动，保证中共的领导干部们能延寿到150岁。
据统计中国每年高达百万以上年轻人、甚至中小学生失踪，中共政府关闭寻亲网，开设儿童器官移植中心，近期又出现的权贵明星富豪们集体返老还童，中小学生校服、鞋底被安装定位器，这一件件事情背后的联系让人不寒而栗。高官明星富豪的150岁是无数年轻生命堆砌出来的，每一个器官移植背后，就是一个年轻供体的死亡。
当老人不在变老，孩子就再也长不大了。这是人权灾难，这是魔鬼的行为，这是人类文明无法抹去的污点，这是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如果说专制压迫损害自由，饥荒与屠杀摧毁生命，那么强制活摘器官则是对“人性”本身的毁灭。
当一个政权把活生生的人视为零件仓库、当移植手术像商品配货一样按需预约、当受害者被按需死亡，他们的身体被拆分成盈利的部件——这已经不是暴政，是魔鬼行径。
2.国际社会的回应
2019年，伦敦独立法庭裁定：
中国存在大规模、持续的非自愿器官摘取行为，构成反人类罪。
这是司法机构在公开证据、证词、独立调查后做出的结论。
2025年5月7日，美国众议院以406票对1票通过《停止强制摘取器官法案》。
这意味着器官问题已从舆论进入立法与制裁层面。
当生命成为零件仓库，已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文明黑洞。
九、制度根源：为什么人权灾难会反复出现？
反右、大跃进、六四、新疆、活摘器官……它们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条连贯逻辑：
在中共体系中，公民不是权利主体，而是资源；法律不是制约权力，而是技术工具；权力不必解释，只需维护稳定。
这就意味着，权力无需解释，错误无需承担，信息无需透明，人民无需知情。
在这种系统中，一旦体制以“稳定”、“发展”、“国家利益”为最高优先级，人权就必然成为牺牲品。
十、文化与心理：被制造的沉默
比暴力更危险的是沉默。
当几代人目睹说真话会被处罚，表态会获利益，忠诚比能力重要，服从比真相重要，他们就不再追问何为正义，只追问何为安全。
中共暴政带给中国社会最大的伤口，不是饥荒、不是镇压，而是人格的自我阉割，言行的自我审查。这种创伤跨越代际，甚至成为中国社会“正常感”的一部分。
今天的中国不需要新的暴政形态，因为它已经有了最成熟的形式：把不正常正常化，把正常人边缘化，把人变成工具，把真相变成敌人，把沉默变成生活方式。
结语：捍卫人权是文明底线
有人辩解：“中国的发展证明这一切值得。”
这种论调忽略最危险的事实：一个政权若能随意剥夺个体尊严，它将有一天剥夺所有人的尊严。
从土改的公开暴力，到文革的社会撕裂；
从天安门的枪声，到今天的数字极权；
从思想管控，到人体器官商品化——
这些不是不同的错误，而是中共暴政的不同阶段。
历史不会自己纠正。
它只会不断重复，直到有人拒绝沉默。
人必须是目的，而非工具；
自由必须是权利，而非奖励；
尊严必须属于每一个生命，而非某一阶层。
中共暴政是人权的天然敌人，暴政延续的每一天都是对文明底线的洞穿。捍卫人权就必须消灭中共暴政！
-李炳严 于2025年国际人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