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塔斯在跨国镇压论坛上发言（看中国特约摄影安妮卡）
大卫・麦塔斯是一位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在加拿大温尼伯执业近半个世纪。他一生致力于为社会最弱势群体辩护，是国际人权、移民和难民法领域的领先权威。他的工作塑造了这一领域，在加拿大和国际上都产生了影响。他曾担任加拿大犹太人权利组织的高级法律顾问，为加拿大政府提供咨询，并向全球人权组织贡献专业知识。2009年，大卫・麦塔斯被任命为加拿大勋章获得者，并于2010年与前加拿大国会议员、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已故）一同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以表彰他们关于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
以下是麦塔斯于12月初在多伦多出席揭露跨国镇压论坛的发言：
我要谈论跨国镇压，但不是泛泛而谈，而是针对直接针对我个人的跨国压迫，或者我亲眼见证并参与其中的那些实例。我只谈中（共）国。因为我在多个国家参与人权工作，也遭受过来自多个国家的跨国镇压。（因时间关系）我将把发言聚焦在中（共）国方面的跨国镇压上，这种镇压非常广泛。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各国旅行、演讲，因此我在多个国家见证了跨国镇压。我在这里只提以色列、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这些国家的事件。
首先，在以色列，2007年5月，我受邀到特拉维夫附近的贝林森医院（Beilinson Hospital）就强摘器官话题进行演讲。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得知此事后，致电以色列外交部，要求外交部联系医院取消活动。外交部照做了，但医院拒绝了。中共大使馆随后要求外交部再次致电医院，要求取消我作为小组讨论成员的资格，外交部第二次提出请求，医院仍拒绝。中共大使馆第三次要求外交部撤下另一位小组成员——一位法轮功学员，并要求派大使馆人员出席代表。外交部致电医院，医院同意了。于是，我与这位大使馆人员同台讨论，而那位法轮功学员只能坐在观众席。大使馆人员在发言中称，我和大卫・乔高的（有关活摘器官的）报告完全基于从法轮功那里听到的“谣言”，并列举了许多所谓报告中的引述，如“我们被告知”“我们听说”“据说”等。他分发了书面文本，我至今保留着。我对我们所有撰写的材料进行了词语搜索，那些引述一个都不存在。他完全是编造的。会议结束时进入问答环节，我问主席是否可以提问，主席同意了。我向坐在观众席的法轮功学员提问：“如果你能在台上，你会说什么？”这时主席立即宣布会议结束。没有结束语，没有致谢，会议就结束了。这就是我在以色列的经历。
在加拿大，作为律师，我参与了多起案件，投诉人或受害者都是跨国镇压的目标。其中一起是王大明（Damien Wong）案，他是渥太华华人老年协会的法轮功学员，因是中国大使馆的要求而被协会开除。她向安大略人权法庭投诉，胜诉，获得1.5万加元赔偿加利息，法庭要求协会邀请她回归，但协会宁愿解散也不遵守命令。我是该案的律师。
另一起是赵女士（Sonia Zhao）案，她是法轮功学员，曾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孔子学院工作。孔子学院的招聘在中国由汉办负责，所有员工必须签署承诺不修炼法轮功的声明。赵女士抵达麦克马斯特后，向安大略人权法庭投诉。该案最终未上法庭，因为麦克马斯特大学和解了，他们发表了强烈声明，最终将孔子学院驱逐出校园。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随后也向大学发出强烈建议，不要设立此类学院。这两起我参与的案件都成功了。
但别以为我所有案件都赢，也有一起失败的。2004年，中共驻卡尔加里领事馆人员在卡尔加里阿尔伯塔大学会议上分发反法轮功材料，警方建议以“故意煽动仇恨”罪起诉领事官员，这是加拿大刑法罪行。但起诉需总检察长同意，仅警方建议不够。不幸的是，阿尔伯塔省的总检察长是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拒绝同意。投诉人上庭要求推翻拒绝决定，但法院拒绝干预总检察长的裁量权。这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三起案件经历。
在美国，2016年，在香港举办的移植学会会议上，有一位《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去香港参加会议，她写了多篇关于中国死刑犯器官移植滥用的文章。我在那里见到她并与之交谈。她提到（后来也向《纽约时报》提及）与两位中国大陆医生的对话，她建议他们不要在发表的研究中使用来自囚犯的器官来源。她写道，陈医生问：“那我们该怎么办？”迪迪・克尔斯滕・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说：“不要提交你们声称已停止使用非自愿捐献者之前收集的数据。”陈医生没再说话。但随后陈医生和童医生用普通话私下交谈，没意识到塔特洛懂普通话。童医生问：“囚犯不能用？”陈医生说：“我们不能用他们。”童医生又问：“良心犯呢？”陈医生说：“任何都不能用。”对话到此结束。
这名记者迪迪・克尔斯滕・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想以此写报道，但编辑以法轮功“非理性且不可靠”的中共宣传为由拒绝（这与她偷听的对话无关），最终她被变相解雇，没得到应得的晋升，便辞职了。我提到美国，是因为《纽约时报》对强摘器官几乎毫无报道，不仅拒绝她的稿件，其他人也无报道。但他们却发表大量关于神韵艺术团（Shen Yun Performing Arts，由法轮功学员创办，受中共舆论战攻击）的（抹黑）文章。这种对涉及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也包括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基督徒）强制器官摘取报道的封杀，与大量反映中共宣传的神韵报道，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说到澳大利亚，我有过多起事件。2008年，在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活动已预订并宣传，但他们无解释取消了，说决定最终。活动改到公共场所，通过网络连线中国，可电话提问。一位自称中国政府警察的人问：“你怕死吗？你粗暴干涉我们党的内部政策。你怕我们报复吗？我们会报复你，你不怕吗？”我正准备回答，电话被切断了。
两年后，我在布里斯班Sunnybank的昆士兰中心演讲，主办方是大纪元时报。大纪元办公室在活动前一两天遭驾车枪击，他们认为是因为主办我的演讲。无人受伤，只有窗户弹孔，他们追车，但车无牌照，驾驶者为华裔。
2018年，维多利亚大学类似，先安排宣传，后取消，理由是房间超订。我们另办公共活动，但活动时间去大学发现，不仅我们预订的房间空着，周围房间也全空。
今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我向澳大利亚移植护士协会提交摘要，被接受，他们甚至发出邀请函，后又取消。理由是所有海报演示者须一视同仁，说我不是受邀演讲者（其实是），并要求提前审海报是否符合机构指南。我问指南是什么，他们不答。我提交的海报就是已接受摘要的复制。他们没拒绝，但规定口头演示时我只能回答问题，不能发言，不能带材料，不能带人，不能“政治作秀”。澳大利亚的中国领事馆积极劝阻政客观看神韵演出，我见过那些信件，用词与移植护士协会类似，如“政治作秀”和“关联”（不说明关联谁，但领事馆信中说是“法轮功邪教机构”）。
在新加坡，今年我入境时被扣留审问几小时。我提交会议摘要被接受，有人听说我来，组织公共活动，但需许可，被拒。我抵达时，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来（以为我是被拒活动的一部分）。最终弄清放行。澳大利亚的玛德琳・布里奇特（Madeleine Bridget）也遭同样待遇，她也参加会议和那活动，也被扣留审问几小时。
这些基本上是我个人的经历。我显然不是中国人，除了强摘器官和其他（反）歧视工作外，与中国无任何关联。这不是试图控制中国人，而是试图控制关于中（共）国的言论，无论谁来表达。这就是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