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冬宁和她的漫画猪头。（图片来源: X平台新高地）
“当一个拥有百万军队、核武器和庞大监控机器的政权，竟然被一个年轻女孩笔下的卡通猪吓得魂飞魄散时，你会怎么想呢？那答案只有一个：这个邪恶政权的心虚到风吹就倒，比纸还薄。”特别不可思议的是：还真有人自取其辱，认为那头猪画的是自己？
90后女孩张冬宁，因创作“猪头人身”系列漫画，竟两次被以“寻衅滋事罪”投入监狱，累计失去自由长达两年的时间。
你是不是觉得惊愕与可笑，这可笑的事就发生在中共囯，这不仅是对艺术自由的残暴践踏，更是一场最高权力者“自取其辱”的闹剧。因为只有当统治者潜意识里认领了“猪头”这个符号，才会对一张漫画如此歇斯底里。
权力的心理投射 谁在害怕“猪头”？
张冬宁案最核心、也最讽刺的逻辑在于：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是猪头，为何会认为画猪是在辱骂你？
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典型的“投射效应”。当局指控张冬宁的漫画“辱华”、“丑化中国人形象”，甚至给她贴上“精日分子”的标签，这不过是掩耳盗铃的遮羞布。真正的恐惧在于，这些猪头人身的形象，精准地刺痛了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敏感神经。
在民间舆论场中，“猪头”早已成为对最高领导人的一种隐晦代称，正如“维尼熊”、“包子”一样。张冬宁画的是猪，讽刺的是社会之恶，但审查机器却主动将这些丑陋的形象与国家领导人、与“中华民族”强行画上等号。
这是一场国家级的“自黑”。当警察破门而入，当检察官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指控这些猪头画像涉嫌犯罪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昭告：“是的，我们认为我们的领袖和体制，就如同这画中的猪头一样。”习近平政权用铁窗囚禁了张冬宁，却也用这种极端的过度反应，完成了对号入座的最后一环，自取其辱。
画作成罪名 被偷走的两年青春
张冬宁，1997年出生于安徽淮南，一个本该在阳光下自由创作的灵魂。她自幼热爱绘画，曾远赴日本追寻艺术梦想。她笔下的“猪头人身”系列，创作了300余幅，本意是借动物形象的荒诞，影射现实中权力的滥用、社会的不公以及人性的扭曲。这在艺术史上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手法，从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到现代政治漫画，拟人化的动物一直是批判现实的利器。
然而，2019年5月，当她持旅游签证从日本归国的那一刻，噩梦降临。淮南警方早已盯上了她，理由是她“喜爱日本文化”、“画作辱华”。同年7月，她被正式批捕，随后被判刑1年。
这仅仅是开始。2020年5月，她刑满释放。短短半年后的2020年11月，这位刚走出高墙的女孩，仅仅因为用漫画形式表达了对当时轰动一时的“江歌案”的观点，再次被捕。法院故技重施，仍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她1年有期徒刑，直到2021年11月才重获自由。
两次入狱，皆因言因画。她的作品从未涉及暴力，从未号召颠覆，仅仅因为她的画笔戳破了盛世的虚假滤镜，画出了统治者不愿看到的丑陋倒影，便遭此毒手。
“寻衅滋事” 极权者的万能口袋
张冬宁的悲剧，是中共治下法律沦为镇压工具的缩影。那个臭名昭著的“寻衅滋事罪”，已经彻底演变成了现代版的“莫须有”。
这个罪名源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本是用来惩治街头打架斗殴的。但在2013年“两高”司法解释将其扩展到网络领域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边界模糊的“大口袋”。什么算“辱骂”？什么算“情节恶劣”？什么算“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全凭当权者一句话。
在这个口袋里，装着的不止张冬宁：还有王江峰：山东网友，仅因在微信羣戏称领导人为“习包子”、“毛贼”，就被判刑22个月；维尼熊转发者：无数网民因为传播一张可爱的卡通熊图片，就被请喝茶甚至拘留；张展：因报导武汉疫情真相，被判4年；许志永、丁家喜：因和平呼吁民主宪政，被重判十余年。
这条法律的本质，就是剥夺公民对公共事务的一切解释权。它告诉你：你的笑话是犯罪，你的比喻是攻击，你的创作是颠覆。
警钟长鸣 回不去的故乡
张冬宁两次从海外归国（或刚出狱）即遭抓捕的经历，给所有海外华人敲响了刺耳的警钟。
在中共的宣传叙事中，海外华人被号召“报效祖国”。但在现实的执法逻辑里，凡是有过海外生活经历、接触过自由思想、并敢于表达异见的人，都是潜在的“敌对势力”。张冬宁以为回国只是回家，殊不知是走进了猎人的陷阱。
在这个时代，回国可能意味着“羊入虎口”。当局对异见者的清算不再有追诉期，也不再有国界限制。
恐惧的尽头是自由：张冬宁画了猪头，当局把她抓了，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了当局害怕被看作猪头。
这是一个关于脆弱的故事。一个连90后女孩的画笔都容不下的政权，其内心该是何等的恐惧与虚弱？他们试图用监狱来消灭嘲讽，却不知嘲讽是极权主义天生的克星。
如果张冬宁连画猪的权利都没有，那么下一个因为吃饭、说话、甚至呼吸姿势不对而被定罪的，可能就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写给中共的“起诉书”
谁在“破坏社会秩序”？法律的本意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然而，真正的社会秩序破坏者是谁？答案是中共暴政。
朝令夕改的政策暴力：一夜之间毁掉教培行业，让千万人失业；毫无预警地封城、封路、焊死居民楼门，让无数人无法就医、无法吃饭、甚至在大火中无法逃生（如乌鲁木齐大火）。这种对正常生活秩序的毁灭性打击，难道不是最高级别的“破坏社会秩序”？
烂尾楼与银行暴雷：百姓掏空六个钱包买房却得到烂尾楼，把钱存进银行却取不出来（如河南村镇银行），当受害者去讨要说法时，却被赋予“红码”寸步难行。这种对经济秩序和信用体系的践踏，难道不是在“寻衅”？
谁在“随意骚扰他人”？“寻衅滋事”条款中常提到“随意骚扰”：无处不在的监控与喝茶：一个普通人仅仅因为在网上发了一句牢骚，或者转发了一张图片，警察就会半夜敲门，强迫写保证书，威胁影响子女前途。这不是骚扰是什么？
铁链女与唐山案的沉默：当真正的恶霸在欺凌妇女、锁住无辜者时，公权力选择视而不见甚至洗地；而当民众试图探寻真相时，却被拦截、被殴打、被拘留。
网格化管理的窒息：层层加码的基层管控，让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活得像囚犯，连出门买菜、回家过年都要层层审批。这种对14亿人生活安宁的系统性骚扰，旷古未有。
谁在“起哄闹事”？当局常指责异见者是“受境外势力煽动起哄”。但回看历史与现实：发动羣众斗羣众，从文革的武斗到现在鼓励学生举报老师、邻居举报邻居、粉红网暴异见者。这种刻意制造社会撕裂、煽动仇恨的行为，才是真正的“起哄闹事”。
战狼外交与仇恨教育：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不断在国际上制造事端，在国内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导致民众盲目排外，这是在拿整个国家的未来“寻衅”。
把所有的罪名还给中共
“真正的寻衅滋事者是中共”：在这个体制下，“法律”不是正义的准绳，而是统治者的家规；“秩序”不是社会的和谐，而是权力的垄断。
百姓想要安居乐业，它却折腾不止；百姓想要岁月静好，它却政治运动不断；百姓想要说真话，它却用胶带封嘴。
当一个政权把“讲真话”定义为犯罪，把“争取权利”定义为动乱，把“正常生活”搞得民不聊生时，它就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动乱之源。
历史终将会有一场公正的审判。到那时，那些曾被扣在张冬宁们头上的“寻衅滋事”、“煽动颠覆”的罪名，将会原封不动地、公正地贴回到这个独裁政权的额头上。那不是诬陷，那是迟来的正义。
明白真相的人们是有福了，远离和退出中共的组织就会有光明的未来，请不要与中共为伍，那是一个比纳粹还邪恶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