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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网上传出的发生在悉尼海滩恐怖袭击的最新画面，在超过15分钟的时间里，人们四散奔逃，数百个家庭匍匐在地，在恐惧中等待未知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听到现场有许多孩子的声音。
这次恐怖袭击发生在12月14日的傍晚，在澳大利亚悉尼的著名景点——邦迪海滩北端的Archer Park，一场原本计划举行8天的犹太光明节日祝活动——在开幕式当天突然变成了恐怖袭击。一对父子枪手从连接停车场与海滩的人行天桥，突然向1000多名现场活动的参与者开枪射击，这场袭击持续了大约10分钟，造成16人死亡——包括一个10岁女孩和一位87岁的纳粹德国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以及40多人受伤。这是澳大利亚自1996年以来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打破了该国近30年的公共安全记录。
据了解，这对枪手分别是50岁的父亲赛义德·阿克拉姆——已当场死亡，和24岁儿子纳维德·阿克拉姆——目前重伤被捕。两人并非是来自中东的移民。
父亲赛义德来自印度海得拉巴，1998年完成学业后移居澳大利亚，他本人拥有6支注册枪支，是合法持枪。印度警方的调查结果表明，赛义德在印度没有犯罪记录。
儿子纳维德则出生在澳洲，拥有澳大利亚国籍，曾在2019年与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 在悉尼的小型网络有过松散联系，而被澳大利亚的安全情报机构调查6个月，但最终因评估结果为“风险较低”而解除监视。
此外，澳洲警方还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自制的爆炸装置以及“伊斯兰国”的旗帜。
目前，澳洲警方对这次枪击案的调查重点已转向两名枪手的海外行程。据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两名嫌疑人在袭击发生前一个月，曾在菲律宾接受专门的军事化训练。而菲律宾移民局也已证实，这对父子于11月1日从悉尼飞往马尼拉，随后几乎整个11月都滞留在菲律宾，并转往南部的达沃市。父亲是以印度公民身份入境，儿子则持澳大利亚护照入境。目前，澳洲当局正紧急调查他们在菲律宾的具体活动、接触人员及行程目的，以彻底查明袭击真相并评估其对国家安全是否构成长期威胁。
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克里斯·米恩斯就枪击事件发表讲话，称其为“恐怖主义袭击”。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称这起袭击事件是“纯粹的恶行”。他表示，澳大利亚绝不向分裂、暴力或仇恨低头。
为此澳大利亚全国降半旗，悼念在此次大规模枪击案中的所有遇难者。
其实，这次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这次袭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东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特别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及其引发的加沙战争——所带来的全球“溢出效应”的极端表现。这种“溢出”将远在中东的冲突转化为澳洲侨民社区的暴力行为，从而放大本土的极端主义思潮，并暴露出所谓“多元社会”在处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时的脆弱性。
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该事件造成约1200人死亡，并引发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回应，全球反犹事件急剧上升。澳大利亚作为多元移民国家，受此影响尤为显著。
根据澳大利亚犹太社区理事会的数据，2023-2025年间反犹事件数量较战前平均水平上升近5倍，包括会堂纵火、涂鸦、袭击和在线仇恨言论。
邦迪袭击发生在光明节第一天，明确针对犹太社区的庆祝活动，这与全球模式一致：极端分子将中东冲突“本地化”，视犹太人侨民为以色列的“代理目标”。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也为“伊斯兰国”这样的国际恐怖组织和穆斯林极端分子提供了“叙事机会”。他们将以色列的反击行动描绘为“反穆斯林十字军”，并延伸到全球犹太人，鼓励针对侨民的“报复”。这是一种典型的“转移攻击”策略——无法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转而袭击西方国家的犹太社区这类“软目标”。
这位在悉尼的所谓“伊斯兰学者”就公开声称：“圣战无疑是我们宗教的一部分。真主更青睐并奖赏那些直接与异教徒敌人作战的穆斯林，而不是那些无所作为的人。”
这种打着宗教名义公开宣扬和煽动暴力的行为，不仅在澳洲，在美欧其他国家都屡见不鲜。而正是这种混淆是非的暴力宣传，将距离遥远的地缘冲突，通过意识形态的包装和“武器化”的数字媒介，影响本地包括印度裔在内的穆斯林社区的部分个体，从而加剧社区间的种族仇恨，直至造成“独狼”式恐怖袭击的出现。
可以说，在这类袭击事件爆发的背后，这种打着宗教名义的所谓“圣战分子”的暴力宣传难辞其咎。而澳洲政府在舆论监管方面的不作为，甚至有意无意的放纵，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2023年10月7日发生的哈马斯袭击事件，是从加沙越境进入以色列，在以色列本土境内对平民发动的真正大规模“恐怖袭击”。这其中有两个要点，
一、哈马斯的武装人员是通过：炸毁边境围栏／滑翔伞／车辆／徒步渗透等方式，从加沙地带非法越境进入以色列。
二、恐怖袭击是在以色列境内实施：对平民发动恐袭／枪击音乐节现场参与者／非法闯入居民住宅／绑架平民和以色列士兵带回加沙。
也就是说，10月7日确实是哈马斯发动的“恐怖袭击”，不是什么“抵抗行动”，也不是发生在加沙地带的“军事对抗”。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而就在哈马斯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三天——2023年10月9日，澳洲的一群哈马斯的支持者就急不可耐地涌上悉尼歌剧院的台阶，挥舞着旗帜，高喊口号，庆祝并声援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这场恐怖袭击。许多人那时开始意识到，澳大利亚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仇恨不再是低声细语，也不再是隐晦表达，而是在澳洲这个民主国家核心地带的肆意张扬。
更令人震惊的是澳洲政府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缺乏反应。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未能及时划清界限。没有明确的谴责，没有明确的声明表明澳大利亚绝不容忍在其最具标志性的地标上出现任何呼吁伤害犹太人的言论。这种沉默开创了一个先例。它向形形色色的极端分子发出信号——公共空间任其挥霍。
2023年10月，当犹太人成为攻击目标时，人们保持沉默；如今，当澳大利亚人被告知他们不属于自己的国家时，人们保持沉默；面对新纳粹分子，人们保持沉默；面对那些美化恐怖主义的人，人们保持沉默；面对那些想要用外来仇恨取代传统澳洲人所信奉的共同价值观的人，人们保持沉默。
这其实就是社会凝聚力瓦解的过程。一切始于站队。起初，被孤立、被攻击、被抛弃的是犹太社群。随后，这种分裂蔓延开来——亲以色列或反以色列，支持移民或反对移民。如今，界限更加分明，澳大利亚人被强行推入不同的阵营，极端言论往往主导舆论的走向。
危险不仅在于边缘群体的仇恨，更在于政治懦弱所造成的真空。当政府选择性地谴责某些事物时，公民就会对政府失去信任。上述的歌剧院事件就是一次考验。政府领导人拒绝采取果断行动打击反犹主义，这无疑是在发出信号：偏见可以被原谅甚至被放纵，标准可以根据攻击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其实，人们需要明白“沉默绝非中立”。它只会让舆论天平向最喧嚣、最极端的声音倾斜。当仇恨言论被允许充斥歌剧院的台阶时，一种危险的常态便已形成。公开的恐吓和煽动行为将无人制止。这不仅体现在那些仇恨犹太人的人身上，也体现在那些试图将移民或任何与自己外貌或思想不同的人当作替罪羊的人身上。
澳大利亚究竟会捍卫自身的价值观，还是会任由沉默侵蚀这些价值观？选择权仍然在每个澳洲人手中。但做出选择的时间已不多了。
幸运的是，在这次袭击事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普通澳洲人所展现出的勇敢和善良，那是人性最为闪亮的时刻，那是所有人内心最深处的希望。
43岁的艾哈迈德是叙利亚移民，来自叙利亚北部一个小城镇。他移居澳大利亚多年，在邦迪海滩对面经营一家小型烟草店，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在袭击发生时，他正像许多当地人一样在海滩散步。
视频显示，艾哈迈德是从枪手的身后冲上前去，以熊抱的方式制服了对方，成功缴械并阻止其进一步的射击。这一举动被广泛描述为“果断、自发的英雄行为”，直接拯救了多名生命。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为此亲自访问医院，公开赞扬他为“国家最好的代表”，并称其行为体现了澳大利亚精神。
他的家乡叙利亚小镇视他为“骄傲”，其英勇行为视频迅速传播回了叙利亚。
还有鲍里斯和索菲亚夫妇，这对俄罗斯犹太夫妇是移民，为逃避前苏联的反犹环境而来到澳大利亚。视频显示，他们试图阻止枪手车辆并上前缴械，最终夫妇二人双双遇难。
此外，在枪击案发生时，这位怀孕的母亲在枪声中，主动冲向陌生的3岁女童，试图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女童免受伤害，事后她对女童家长说，“你的女儿在我这里。”
女童的家人当即泪流满面真诚道谢，而这位孕妇在枪击后20分钟也顺利找到了自己18个月大的儿子，与孩子和丈夫最终团聚，她本人和腹中胎儿都平安无事，让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在凶险来临时，她选择把生的机会让给陌生的孩子，这份跨越血缘的善良举动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不仅令闻者动容，也随时温暖着一颗颗对善良渴望已久的心灵。
这一事件在世界各国也产生广泛回响。近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办光明节招待会时，就公开谴责此次袭击，并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致以“爱与祈祷”。
他重申自己是“犹太民族的挚友与捍卫者”，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犹太社区，打击全球反犹主义。川普总统同时呼吁，“所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邪恶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家、TPUSA创始人、川普总统的盟友，查理·柯克在生前曾反复强调：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是美国核心价值的最大威胁，称其与左翼势力的结盟会破坏美国传统价值观。
在播客中讨论“红绿轴心”这个问题时，查理表示：马克思主义（红）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绿）合作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基督教西方，许多著名伊斯兰恐怖分子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左翼势力利用伊斯兰主义作为工具攻击美国家庭、信仰和安全，同时马克思主义从内部腐蚀西方世界。
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英国这些目前由左翼政党主政的国家，查理·柯克所指出的现象确实表现得比较明显。
这或许是在提醒我们，多元文化并不会自动免疫仇恨，而宽容本身也不等于默认或无限度的纵容邪恶。当这个世界进入到高对抗、高风险的时代，我们是否仍在沿用陈腐的观念和逻辑，去理解仇恨、去判断风险、去设计国家的安全与未来呢？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反犹主义在西方社会中的扩散以及伊斯兰恐怖主义与基督教的对抗，也同样适用于中共及左翼势力与保守派西方谁将主导人类未来的终极博弈。
那些普通澳洲人，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善良和勇敢，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