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体制下，活生生的人被当作变数，家庭被当作参数，民族的未来被当作试验品。（图片来源：手绘插画 看中国 李齐）
无数、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事实早已证明：1981年由中共邓小平、陈云拍板，由宋健操盘，并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是一项祸国殃民、后患无穷的拍脑瓜决策。 三十多年强制计生，不但彻底摧毁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生育文化，而且直接制造了今天中国的灾难性人口结构与断崖式超低生育率。而人口结构的整体崩坏，与生育率的持续雪崩，正是当下中国经济全面崩溃、社会秩序岌岌可危的最深层原因之一。 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出现大规模、持续性的人口雪崩现象。
强制计生的破坏力，甚至远远超过战争。战争固然残酷，却并不会摧毁生育文化；战争结束之后，生育率往往会出现报复性反弹，社会具有自我修复能力。而中共的强制计生，则是通过国家暴力和强制洗脑，系统性摧毁了生育的道德正当性与社会文化基础。 正因为如此，即便今天计生政策在名义上已经终结，中国的生育率仍在惯性下滑，而且下滑速度仍在加快。若无非常有效的逆转手段，其终点只能是民族层面的自我灭绝（现在的汉族，就行驶在加速自我灭绝的轨道上）。
毫不夸张地说，三十多年强制计生，对中国所造成的深远祸害，超过毛泽东一切政治运动的总和。毛泽东时代的暴政，尚属“人亡政息”的暴政，其破坏具有阶段性；而生育文化一旦被摧毁，人口结构一旦塌陷，其恶果将跨越数代，几乎不可逆转！
可叹的是，这一远超“文革”的国家级灾难，并非源自任何严肃的人口学、社会学或经济学论证，而是诞生于极权体制下的荒谬决策逻辑：
一方面，它由完全不懂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的邓小平、陈云拍脑瓜上马；另一方面，则是将如此重大的国策，交由同样没经过任何人文学科训练，自以为是，实则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一窍不通的火箭专家宋健，来具体设计、实施与操盘。 如此草率、武断而颟顸的决策机制，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是不可想像的。
宋健的本专业是航天技术，长期从事的是纯粹的工程与技术工作。只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访西德期间，偶然读到美国数学家维纳的《控制论》，便如获至宝，回国后依样画葫芦，炮制出所谓“人口控制论”，并急不可耐地将其献给刚刚复出掌权、坚信“毛时代贫穷是因为中国人生得太多”的邓小平、陈云，作为投名状与晋身之阶。
问题是，维纳的“控制论”本身就不是社会科学的共识结论，如马克思主义一样，只是一家之论。即便在西方学界，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人类社会系统，也始终争议巨大。早在当年，就有许多学者指出：控制论将社会系统简单类比为计算机或机械系统，忽视了人权、自由、伦理、道德以及社会系统固有的随机性、自组织性与包容度。一味强调“控制”，一旦被应用于社会治理，几乎必然导向专制。
然而，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一窍不通，却自以为掌握了“科学真理”的宋健，却将这一未经检验、争议巨大的理论奉为圭臬，生搬硬套于人口政策当中。于是乎，活生生的人被当作变数，家庭被当作参数，民族的未来被当作试验品。
邓小平、陈云拍板实施强制计生的血淋淋现实，也再一次暴露出共产党价值观的根本缺陷。 在其所奉行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中，人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人民不是主体，而只是资源；生命、尊严与权利，不过是实现所谓“宏大目标”过程中可以被牺牲、被消耗的物质成本。 这种对生命毫无敬畏的无神论唯物主义价值观，正是强制计生得以顺利推行，并长期维持的思想土壤。 宋健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国策的主要操盘者，并非偶然，而是共产党长期存在的理工科迷信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拜科学”意识形态，这使得共产党政权天然迷信技术、数字与工程思维。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昂纳克等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的独裁者，无一不表现出这种倾向。 毛泽东就曾明确要求毛岸英选择理工科，并声称：“理工科才是真知识，将来可以颠倒过来嘛。”（意即：学了理工科，照样可以做官）
在这种思路主导之下，中共长期、系统性地歧视人文学科，鼓吹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贬斥人文阅读，攻击古典与西方人文传统，毛泽东就说，古书越读越糊涂，西学人文学科的书籍，“越读越反动”。 也因此，在文革中，人文学者、作家、艺术家所遭受的迫害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科技工作者，这绝非偶然。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这种对文科的敌视进一步被制度化。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当年就恶狠狠地说：文科学生最反动！尤其是新闻系、法律系、外语系的。 由于新闻系学生在学潮中的比例最高，中共当局竟在1990年全国范围内停招新闻系学生，制造了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断代。 与此同时，中南海逐渐形成一条不成文却高度稳定的用人原则：各行各业，优先提拔政治上“可靠”的理工科人员进入领导层。这正是“六四”之后，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罗干等大批技术官僚迅速上位的真实背景。
共产党之所以本能地厌恶文科，并非偶然。人文精神——对自由、人权、道德、尊严与生命价值的关怀和追问的精神——正是其意识形态最深层的天敌。 总体而言，受过人文学科训练的人，更容易看清极权叙事的内在破绽；而理工科和理工人的工具性与技术性，则更容易被权力吸纳、利用与驯化。
因此，在共产党的法眼中，理工科“有用”、“可靠”；而文科则“危险”“不稳定”。这种偏见不仅严重毒害了体制内群体和国内社会大众，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反对派群体，甚至在海外民运中，至今仍可见根深蒂固的“文科生无用论”“文科生祸国论”、“文科生弱智论”而“文科生”+“小学博士”习近平上台后比技术官僚胡锦涛，温家宝等而下之的表现，则大幅加深加深了这种偏见。 这其实是对中国反对派事业，以及中国未来非常有害的一种共产党党文化。
宋健的自以为是，以及其所造成的国家级人口灾难，已经清楚地表明：让缺乏人文学科训练、满脑子机械唯物主义的理工技术专家，主导社会重大国策，是极其危险的。 社会是由有尊严、有自由、有道德判断能力的人所构成的生命系统，而不是火箭、计算机或无线电系统。任何未经充分论证，就将理工理论强行套用于社会治理的做法，都极有可能给人民、民族与国家带来灾难，甚至浩劫。
而三十多年“一胎化”极端政策的悲剧，并不是一次偶然的政策失败，而是共产党理工迷信、文科歧视、极权决策与反人权价值观共同作用下的集中爆发。只要这种价值观不被彻底反思，这样的灾难，就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且，这种灾难，早已不再停留在抽象的人口数据之中，而是正在迅速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崩塌。 地方财政的系统性枯竭，并非单纯的经济管理失败，而是人口断代、劳动人口急剧萎缩的必然结果；养老体系的不可持续，并非制度设计偶然失误，而是“未富先老”与少子化叠加后的必然崩盘；青年就业的结构性绝望，也并非周期波动，而是人口结构畸形与经济活力枯竭的必然结果，和同步显现。
当一个社会在尚未完成现代化之前，便提前进入深度老龄化，当一个国家在尚未积累足够财富之前，便失去了再生产自身人口的能力，其结局几乎不言而喻。 这一切，并非天灾，也非命运，而是可以被清晰追溯、明确指认的人祸。强制计生，正是这场人祸的源头；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共产党长期奉行的理工迷信、文科歧视与反人权价值观。
当人口雪崩全面轰隆而来，财政、经济、社会秩序相继失稳之时，任何技术性修补都已无济于事。真正需要被清算与反思的，从来不是某一项具体政策，而是共产党那套把人当作工具、把社会当作机器的根本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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