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5年12月31日，在德黑兰的巴勒斯坦广场，一面巨大的反以色列横幅竖立起来，横幅上印有巴勒斯坦战士的形象，以及用波斯语和希伯来语写成的标语“无尽的抵抗之声”。同日，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直接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并表示将“在实地”支持他们。抗议活动已蔓延至首都德黑兰和其他伊朗城市。抗议活动始于2025年12月28日，最初是德黑兰的商户们为抗议伊朗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而举行的集会，随后蔓延至其它城市，并吸引了学生参与。 （图片来源：ATTA KENARE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1月1日讯】（看中国记者杨天资综合报导）当2026年新年的钟声在德黑兰响起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面临着自1979年革命以来最为严峻的内政危机之一。刚刚过去的2025年12月最后一周，一场由经济绝望点燃的抗议烈火，从德黑兰市中心的手机商场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大城市，将商人、学生、工人等各个社会阶层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反政府示威浪潮。
这场被称为“以伊战后最大示威潮”的社会动荡，不仅是对伊朗经济崩溃的直接回应，更标志着该国政治格局可能面临的深刻变革。从最初的汇率抗议到“打倒独裁者”的政治口号，从传统商人阶层的罢市到跨阶层的全国联合行动，这场示威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和深远影响。
经济崩溃的临界点：货币暴贬引爆民怨
这场全国性示威的直接导火线，是伊朗货币里亚尔在2025年12月底的灾难性崩盘。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详细追踪，12月27日，里亚尔兑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的1美元兑138万里亚尔；仅仅一天后的28日，这一数字进一步恶化至1美元兑144万里亚尔。这种急剧贬值对高度依赖进口商品的伊朗零售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手机销售商场成为了第一个爆发点。这个商场距离过去几次政治示威的核心区域不远，聚集了大量专营进口电子产品的商贩。面对一夜之间翻倍的进货成本和无法承受新价格的消费者，这些商人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绝境。12月28日，绝望的商贩们选择了集体罢市，拉下店门，走上街头表达不满。
德黑兰居民亚塞尔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他在29日下午前往市中心商圈时，目睹了服饰商聚集区店家的集体行动：“他们开始拉下铁门，高喊口号并游行，人群迅速增至上百人，并要求其他商家跟进关店。若有人拒绝，群众便咒骂，反之则迎来欢呼。”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初期示威的主力军呈现出明显的社会特征：主要是年轻、事业刚起步的男性商家，而那些资本雄厚、经营稳定的老字号店家则大多选择了观望。这一现象揭示了经济危机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化冲击——年轻创业者由于抗风险能力较弱，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和抗议的先锋。
伊朗2025年的经济数据令人触目惊心。里亚尔全年贬值近50%，12月整体通膨率飙升至约50%。这意味着普通伊朗民众的购买力在短短一年内遭到腰斩，基本生活需求都面临严重挑战。对于月薪固定的工薪阶层而言，50%的通膨率实际上使他们的真实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许多家庭被迫大幅削减开支，甚至在食品等基本需求上精打细算。
星火燎原：从首都商圈到全国各地的迅速蔓延
这场始于商贩的经济抗议，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全国扩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显示，自12月29日开始，德黑兰市中心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队伍，随后抗议活动迅速突破首都范围，向全国各地蔓延。
29日，示威首先扩散到首都周边和部分偏远地区，包括波斯湾的葛希姆岛以及西部城市桑扬和哈梅丹。到了30日，抗议浪潮已经席卷了伊朗的主要大城市，包括西部重镇克尔曼沙、南部文化中心希拉兹，以及历史名城伊斯法罕。这种从首都向外辐射、最终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扩散模式，显示出这场运动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动员能力。
最初只是手机商和服饰商的罢市行动，但到了29日晚间，伊朗政治运动中的传统重要力量——大学生群体——正式加入了抗议行列。大学生的参与为运动注入了新的政治色彩和组织能力，他们在历次伊朗政治运动中都扮演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卡车司机同业公会发表声明声援示威，标志着蓝领工人阶级与商业阶级的正式合流。这种跨阶层的联合行动在伊朗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分工界限，形成了更广泛的反政府联盟。
到了12月30日，参与声援的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零售业、私人诊所、汽车经销商、咖啡馆与餐厅等各行各业的业者，都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以“歇业”方式支持示威。这种“罢市声援”的方式既降低了直接参与街头抗议的风险，又对政府施加了实质性的经济压力，展现了民众抗议策略的成熟化。
历史罕见：传统商人阶层的政治觉醒
华盛顿邮报在分析此次示威时特别指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特征：这是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罕见地由传统商家阶层发起的大规模政治示威。这一现象的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在伊朗的政治社会结构中，传统巴扎商人长期被视为保守势力和神权政府的重要支持基础。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德黑兰大巴扎的商人们曾是推翻巴勒维王室的重要力量，革命成功后，他们与新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因此，当这个阶层开始走上街头抗议现政府时，它向当局发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政权的传统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动摇。
与过去的示威相比，这次运动呈现出明显的阶层特征差异。2017年和2019年的经济抗议主要由工人、农民等社会底层发起，诉求集中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政府补贴政策。而这一次，连相对富裕、在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商业阶层也被迫走上街头，显示出经济危机已经突破了阶层界限，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无差别的毁灭性打击。
示威诉求的快速政治化更加令人瞩目。虽然抗议最初源于汇率和通膨问题，但很快就演变为直接的政治挑战。12月29日，德黑兰室内商场的影片显示，愤怒的民众高喊“打倒独裁者”的口号，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诉求，直指政治体制本身。更加敏感的是，部分街头群众甚至开始高呼赞颂巴勒维王室的口号，这在伊斯兰共和国是对现政权合法性的直接质疑和挑战。
智库“昆西尽责经纶研究所”副所长帕西对此做出了精准的分析：“示威有时从经济不满开始，这正是现在的情况，但很快就可能转化为其他诉求。”这种从经济诉求向政治诉求的转化，正是此次示威最令当局担忧的特征之一。
深层根源
要理解这场示威爆发的深层原因，必须将视野扩展到伊朗近年来面临的多重危机。这场经济崩溃并非突发事件，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
半岛电视台的分析指出，伊朗经济困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18年。当年，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JCPOA），并重新实施严厉的单边制裁，特别是对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体系的全面封锁。这些制裁切断了伊朗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大幅减少了外汇收入，为后来的货币崩溃埋下了伏笔。
情况在2025年进一步恶化。当年9月，欧洲国家以伊朗违反2015年核协议为由，开始酝酿恢复联合国层面的制裁。这意味着伊朗不仅要面对美国的单边制裁，还可能面临更广泛的国际制裁网络，经济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投资者和民众对伊朗经济的信心进一步下降，形成了“预期贬值—抛售本币—实际贬值”的恶性循环。
战争阴影的心理重压
除了制裁压力，战争威胁也成为压在伊朗民众心头的另一座大山。2025年6月，伊朗遭遇以色列空袭，随后爆发了持续12天的军事冲突。虽然这场被称为“以伊12日战争”的冲突最终没有演变为全面战争，但它给伊朗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和实际负担。
战争的直接后果是军事开支的大幅增加，这进一步挤压了本就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更重要的是，持续的战争威胁使得任何与伊朗相关的经济活动都被加上了巨大的风险溢价，外资撤离、资本外逃现象加剧，进一步推低了里亚尔的汇率。
对普通民众而言，战争阴影带来的是双重压力：一方面要承受高通膨、失业和货币贬值的经济痛苦，另一方面还要担心战火重燃的可能性。这种对未来的深度不确定性，成为推动民众走上街头的重要心理因素。
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危机
最致命的打击来自政府自身公信力的丧失。帕西在接受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众对政府缺乏信心，很大一部分其实正是来自政府自身失言。”
他提到，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在示威爆发前约一周曾公开承认，他对当前的经济问题“无能为力”。这种看似诚实的表态实际上摧毁了公众对政府解决危机能力的最后一丝希望。当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都承认自己束手无策时，民众自然会质疑：既然政府承认无能为力，为什么还要继续支持这个体制？
这种信任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伊朗政治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在神权政体下，真正的决策权掌握在最高领袖和宗教建制手中，而总统等民选官员的权力相对有限。当经济危机需要根本性的政策调整——比如外交路线的重大变化——时，这种权力结构使得任何实质性改革都变得极其困难。
政府谨慎回应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全国性示威，伊朗政府的反应显得异常谨慎，与过去动辄铁腕镇压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变化既反映了当局对形势复杂性的认识，也暴露了其在应对危机时的战略困境。
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官方媒体的定调上。在示威发生的前四天里，国营媒体和亲政府媒体极力避免使用“暴徒”、“外国势力代理人”等过去常用的煽动性标签。国营电视台将示威者描述为“商人”，即便是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强硬派媒体法斯通讯社，在报导时也采用了相对中性的语调。
这种克制显示出当局的复杂考量：一方面，示威的发起者是商家阶层，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过度妖魔化可能会激起更多中产阶级的反感；另一方面，经济问题确实严重，完全否认民众诉求的合理性将失去说服力。
总统的安抚姿态与其局限性
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于12月30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X发文，试图平息民怨。他表示：“人民的生计，是我每天关注的问题”，并承诺政府正在推动“根本性措施”改革货币与银行体系。他还表示已指示内政部长与示威代表对话，倾听民众的“正当诉求”。
这种相对温和的回应策略，试图在承认问题严重性的同时，通过对话承诺来缓解紧张局势。然而，这种策略面临着根本性的局限：在伊朗的政治体制下，总统并非最高决策者，真正涉及外交政策、安全事务和重大经济改革的决定权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因此，总统的承诺能否转化为实质性的政策变化，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最高领袖的战略沉默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截至2026年1月1日，在伊朗神权政体中拥有至高权力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仍未就此次示威发表任何公开评论。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可能有多重解读：
首先，可能是在观察事态发展，等待更明确的趋势判断再做决策。其次，可能是希望通过总统和政府层面的回应来处理危机，自己保持超然地位，为未来的政策调整留下空间。第三，也可能是在内部权力圈中寻求共识，毕竟这种规模的危机需要各个权力中心的协调应对。
然而，这种沉默也带来了风险。在民众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最高权威的缺位可能会被解读为软弱或内部分歧，进而鼓励示威者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
历史转折点的深远意义
这场2025年末的全国示威潮，无论最终走向如何，都已经在伊朗现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它标志着伊朗社会对现状的不满已经突破了阶层界限，从社会底层扩展到了中产阶级和商业精英。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伊朗政治经济体制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危机。
这场危机暴露了伊朗经济模式的根本性缺陷。长期以来，伊朗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缺乏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制裁的重压下，这种单一化的经济结构显得极其脆弱。同时，国家资源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项目上的大量投入，也挤压了用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空间。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面临考验。当传统的支持基础——商人阶层——开始质疑政权时，这表明现有体制在提供基本经济稳定方面的能力受到了根本性质疑。民众对巴勒维王室时代的怀念，虽然可能带有理想化色彩，但也反映了对现状的深度不满和对替代方案的渴望。
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力量，伊朗的内政危机也可能对地区稳定产生连锁反应。如果伊朗政府为了转移内部矛盾而在外交上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或者相反，如果内政压力迫使其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都可能重塑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