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审查殃及全球生命代价惨重（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 /美国之音）
【看中国2026年1月17日讯】【摘要】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不能仅停留在政权更替层面，而必须完成对言论自由的制度性重建。本文主张，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为中共意识形态控制与政治安全体系的核心机构，其存在本身即是否定言论自由的制度安排，必须在民主转型中被彻底废除。同时，民主中国有必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媒体与通讯制度，其核心目标并非管理舆论，而是限制政府干预信息传播的能力。
本文通过回顾中共七十余年的新闻审查实践，并比较美国与台湾的民主经验，指出：淫秽内容、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与知识产权等现实风险，完全可以通过国会立法与司法机制加以应对，而不构成维持新闻审查制度的正当理由。文章最后从两岸制度比较出发，论证媒体制度的关键差异并不在文化或社会条件，而在于制度设计究竟是“限制政府”，还是“管理舆论”。
一、引言：言论自由为何必须制度化
在有关中国民主转型的讨论中，言论自由常被视为一项普世价值或道德目标。然而，历史经验反复表明：若言论自由不能通过明确、可执行、可追责的制度安排加以保障，它极易在政治转型之后被新的权力结构重新侵蚀。
许多从威权体制走向转型的国家，都曾出现类似现象：旧有的审查机构被废除，但新的政府却以“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为由，重新建立对舆论的控制机制。因此，民主中国真正面对的问题，并非是否承认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而是是否有能力在制度层面限制政府干预言论的权力。
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制度属性及其结构性问题
中共中央宣传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机构，而是党国体制下典型的意识形态控制机关。其权力来源不基于宪法授权，也不接受司法审查或公众问责。
在实际运作中，宣传部通过“宣传口径”“内部通知”“审查制度”和行政惩戒，系统性地干预新闻生产过程，使媒体沦为政治宣传工具。记者与编辑的职业判断被政治指令取代，“说真话”逐渐演变为一种高风险行为。
从制度角度看，宣传部并不存在真正的改革空间。任何保留其核心职能的做法，都会在民主转型中形成对言论自由的结构性威胁。因此，民主中国必须彻底废除这一机构，而非对其进行形式上的改造。
三、民主国家的不同路径：治理规则，而非塑造叙事
民主国家并非不存在对媒体与传播领域的管理，但其监管逻辑与中共体制存在根本差异。
以美国的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为例，该机构主要负责广播频谱等公共资源的技术管理、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而不介入新闻内容或政治立场判断。其一切权力均受宪法第一修正案、司法系统与国会监督的严格限制。
这种制度设计反映了民主宪政的核心假设： 政府是被监督的对象，而不是公共叙事的裁判者。
四、制度设计的关键原则：限制政府，而不是约束言论
未来民主中国在媒体制度重建中，必须明确一个关键原则：
新闻与媒体立法的核心目的，不在于规范媒体内容，而在于限制政府干预信息传播的能力。
一旦法律的重心放在“媒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媒体应当如何报道”，行政权力就会自然取得对公共叙事的裁量权，从而重建审查机制。真正符合民主宪政精神的立法，应当首先划定政府的“禁区”，明确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进行事前审查。
五、中共七十余年的反面经验：稳定逻辑如何吞噬监督机制
中共执政七十余年的历史，清楚展现了一条高度一致的制度逻辑：以“人民利益”为名消灭异议，以“社会稳定”为由封锁信息，并在近年以“网络治理”“依法治网”的形式，将审查机制技术化、常态化。
这一逻辑并未带来真正的稳定，反而造成信息失真、政策误判与社会信任的持续流失。新闻审查制度在客观上削弱了社会的纠错能力，也使政府长期处于“信息回音室”之中。
六、取消新闻审查并不等于放任无序
反对取消新闻审查的常见理由之一，是担忧淫秽内容泛滥、国家机密泄露、隐私侵害与知识产权受损。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能构成维持新闻审查制度的正当理由。
民主制度严格区分事前审查与事后责任。政府不得在内容发布之前进行干预，但个人与机构须对已发生的、可界定的违法或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一制度区分，正是民主法治的核心特征。
七、立法应对现实风险的制度路径
具体而言：
淫秽内容与未成年人保护，应由立法明确界定，并由法院裁决
国家机密与国防安全，应限制在法律明确范围内，防止安全概念无限扩张
个人隐私与名誉权争议，应通过民事救济机制解决
版权与知识产权问题，本质上属于市场秩序与创新激励范畴
这些机制共同特点在于： 它们限制的是具体侵权行为，而不是政治表达本身。
八、台湾经验的比较视角
——从威权统治到宪政民主的媒体制度转型
在讨论未来民主中国的媒体制度重建时，台湾的历史经验具有高度的比较价值。台湾同样经历过长期威权统治与新闻检查制度，但其民主化进程显示：取消新闻审查并未导致社会失序，反而成为民主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
自戒严解除后，台湾并未以“更精细的审查”取代旧有控制，而是通过立法明确限制政府干预新闻的权限，并将争议交由司法体系处理。目前台湾负责广播与通讯事务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主要承担技术管理与市场秩序职能，而不介入新闻内容。
台湾的经验表明，媒体自由的扩张并未削弱国家安全，反而增强了制度信任与政策纠错能力。
九、对两岸制度差异的启示
——“限制政府”与“管理舆论”的根本分野
从两岸制度比较可以清楚看到，真正决定媒体自由程度的，并非文化或社会条件，而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
中共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管理舆论来维持政治稳定； 而台湾民主制度所面对的问题则是：如何防止政府重新垄断公共叙事。
这一差异，构成两岸媒体制度的根本分野。台湾的经验显示，当制度重心放在限制政府权力而非规范媒体行为时，即便社会高度多元、政治高度竞争，媒体仍能在公开环境中发挥监督与纠错功能。
十、结论
民主中国真正需要警惕的，并非言论过于自由，而是政府权力再次失去约束。是否彻底废除中共宣传体系，并以制度方式保障新闻自由，将成为民主中国是否真正完成转型的关键指标。
这一制度选择，不仅关系中国自身的民主质量，也将对东亚区域秩序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制度互动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