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9日，英国首相斯塔默访问北京故宫。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史塔默，并表示两国必须“加强”联系，以因应地缘政治逆风。（图片来源：Carl Court/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2月5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道）在全球地缘政治加速动荡、“川普(特朗普)2.0”背景下，西方多国近期密集展开对华高层外交。英国首相不久前访问北京并签署新的贸易合作协议，被伦敦官方形容为“稳定关系、争取经济利益的务实之举”。然而，在英国境内的香港流亡社群以及部分西方战略观察人士看来，这类“去政治化”的经贸外交，正以牺牲价值与安全为代价，释放出危险信号。
目前流亡英国的香港前议员何永友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直言，他在得知英国首相访华并签署贸易协议的第一时间，“感受是强烈的不满”。在他看来，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在访华期间既未公开谴责中共撕毁对港承诺，也未为持续遭受打压的香港人发声，这种“选择性失语”让许多香港人感到失望甚至寒心。
与何永友观点呼应，香港前议员钱宝芬也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她对英国首相访华所签署的协议“第一感受是很廉价”，因为协议对英国经济根本无实际收益。她批评工党政府在行程前批准建设超级大使馆，抵达北京后又不敢提拯救黎智英，更广泛地忽视所有在囚政治受害者的命运，这显示出对香港及英国国家形象的出卖。
“务实外交”与价值承诺的冲突
何永友指出，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多名民主派人士被判刑、关押，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法治环境发生根本性倒退。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仍选择深化对华经贸合作，本身就与其长期宣称的民主、人权和法治价值形成尖锐矛盾。
“英国不仅没有为异议人士发声，甚至连要求释放英国籍的黎智英都不敢提，”何永友形容这种表现“迂腐、软弱，甚至虚伪”。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英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道德信誉，也让身处英国的香港人对政府的承诺产生动摇。
钱宝芬进一步指出，超级大使馆的成立对在英港人尤其具有心理压力和安全顾虑，“会成为一个间谍及跨境执法基地”。
以上批评与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在其最新分析中的判断高度契合。康明凯指出，当前西方多国领导人访华的核心逻辑，并非真正“亲中”，而是在美国战略方向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一种短期、交易式的战略对冲——以有限让步换取经济“红利”和外交稳定。然而，他警告，这种行为在个体层面看似理性，在集体层面却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中共正是通过这些高规格访问，向国内外展示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压低对其人权、胁迫外交与安全威胁的批评声浪，并逐步将“政治沉默”塑造成进入中国市场的隐性条件。
超级大使馆争议与跨国安全焦虑
英国政府批准中共在伦敦建设“超级大使馆”，在英国香港社群中引发广泛关注与不安。何永友坦言，他对此“当然担心”，这不仅涉及国家安全，也关系到流亡港人的人身安全与言论自由。
钱宝芬则指出，大使馆事件早已在她心中埋下忧虑，“所有的担忧早已有，不是今次才产生”，显示出在英国的香港社群对中共海外机构潜在威胁的长期警觉。两位议员一致认为，英国国内仍存在制度性的制衡力量，包括跨党派议员反对和民间诉讼行动，这让他们在现阶段“未至于过分悲观”，未来仍存在变数。
康明凯从宏观战略角度提醒，威权国家在海外的外交与经济存在，往往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活动，还可能伴随跨国监控、影响力渗透与对异议群体的威慑。他指出，所有与中国相关的合作都应接受一个基本检验：是否会在未来被“武器化”，转而对民主社会形成杠杆压力。
流亡者的心理压力与“有限安心感”
对于部分在英港人而言，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已在心理层面产生影响。何永友承认，当前形势“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在英国香港人，尤其是经常参与集会、游行和抗争者的安全感”。但他也表示，自己不会因此长期陷入焦虑，“超出自己能力控制的事情，我会用随遇而安的心态面对，否则只会增加生活压力。”
康明凯在分析中同样指出，威权国家的影响力扩张，往往并非通过一次剧烈冲突，而是以渐进、模糊边界的方式推进，使社会在不知不觉中适应新的“底线”。正因如此，他强调公众警觉与制度韧性的重要性。
对英国政府的期望与民主制度的“底气”
谈及对英国政府的期待，何永友并不讳言自己的保留态度。他表示，对现届工党政府“没有太多期望”，但对英国长期建立的民主制度仍然抱有信心。他呼吁跨党派议员继续为香港人及其他异议群体发声，保障人身安全与言论自由，并鼓励在英港人积极参与社会表达。
钱宝芬强调，留守香港的民众值得尊敬，“他们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仍没有放弃”，离开香港的人同样不能放弃争取“光复香港”的努力。
康明凯则从国家层面提出警告：与中（共）国打交道无法回避，但必须建立在清醒的风险评估、产业与安全防护，以及与理念相近国家深化合作的基础上。任何因短期经济诱因而放弃原则的“务实”，都可能在未来转化为结构性脆弱。
“务实”不应成为放弃原则的代名词
透过两位流亡港人和前加拿大外交官的心声，一个共同的主题正在浮现：在一个权力重新洗牌、威权更加自信的世界中，民主国家若以“务实”为名持续后退，其代价可能远超短期收益。
对港人而言，这是关乎安全、尊严和未来的现实问题；对西方国家而言，对华政策早已不再是单一的经贸选项，而是牵动国家安全、制度信誉与国际秩序走向的核心议题。
正如康明凯所言，最危险的道路既不是对抗，也不是接触，而是在压力之下的即兴妥协与战略漂移。在这个意义上，何永友和钱宝芬的失望与警惕，不仅代表香港人的心声，也是一面映照西方当下抉择的镜子。
